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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坐下談判，將是大勢所趨。 |
中評社╱題：關於兩岸政治談判的思考，作者：黃嘉樹（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導、本刊學術顧問
‧當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議題並且需要簽訂有官方約束力的文件的時候，台灣方面將無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認”，它必將要求明確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看不到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雙方現實的選擇只能是保持“創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間。
‧四個結構性的難題，六十年都沒能解決，而四股阻力交織在一起，對馬而言簡直是排山倒海的壓力。馬英九即使能連任，也只能幹八年，在這樣短的時間，要克服以上諸種不利因素談何容易？所以，我們實不該苛責馬英九的“裹足不前”。
‧8月11日，大陸海協會執行副會長李亞飛在台灣出席《兩岸和平創富論壇》時將“九二共識”概括為是“兩會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台灣方面將此概括為“各表一中”(注1)，雖然“各表一中”與“一中各表”側重不同，但畢竟這是大陸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灣方面不可不察。
‧對於那些困擾兩岸六十年之久的結構性爭議，也必須有相當長的時間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兩岸官方（包括兩會）直接進入政治對話與商談的時機固然尚未成熟，但為此作必要的準備則不應該再人為的拖延。
‧雙方應進一步加強“危機管理”的意識，對可能引發衝突的各種可能情況未雨綢繆，並擇機建立單邊或雙邊的危機管控機制，以求把各種負面衝擊的力度降至最小。
兩岸政治談判是大勢所趨
兩岸關係發展到某種程度，就必然引發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的需求。以下幾項原因決定了兩岸政治談判的必然性：
（1）先就客觀需求而言，大三通基本實現後，兩岸民間交流交往將迅猛發展，雙方交通、經貿、金融、文教、政治等事務越來越繁雜，隨之衍生大量法律問題，僅僅以默契和“政策靈活性”是解決不了的，必須求助於公權力和制度化的機制才能確保有序穩定的發展。兩岸再互稱對方“非法”顯然已無法適應新形勢，官方對口接觸已是時間早晚問題，其實官員已經上桌直接談判了，只不過還戴著兩會的“白手套”而已；現在台灣方面已經大幅度放寬公務員登陸限制，兩岸官員接觸將更頻繁，對兩岸關係發展也提供更多機會。隨著兩岸交流的擴展，很多議題如國際空間、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都將涉及政治考量，不論通過甚麼管道，兩岸早晚要就這些議題進行商談。
（2）再就各方認知而言，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已經得到了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的認同，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欲求和平發展的成功，必經對話談判的路徑，而對話談判必然不可能僅僅限定於經貿文化領域，遲早要進入政治領域。胡總書記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注2)，台灣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兩岸會談經濟問題的空間已經縮小，接下來要談的問題涉及政治考量的因素越來越多，兩岸談判有必要適時轉入政治話題的討論。如馬英九的核心智囊、“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於8月14日在聯合報發表文章，認為兩岸“化異”的過程“當然應該，而且也必須”啟動；蘇所持的理由是“消極的說，台灣不可能永遠回避兩岸在主權、國際空間、軍事議題上的重大歧異。即以軍事互信為例，美國政府在過去一年即已兩次表態鼓勵。而積極的說，如黃海與南海的大水花所顯示，這些非經濟議題正在加速衝擊台灣的周遭環境；面對它們、處理它們，反而可以讓台灣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未來。而在兩岸最新的經濟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討論這些難題，雙方也必然可有較大的相互諒解空間”(注3)。馬英九既然以推動和平發展為其執政的基本特色，就必然要接受和平發展內在邏輯的導引，從經濟走向政治。所以馬從未說過“只經濟、不政治”，他只能說“先經濟、後政治”，即認為政治議題也要談，只是時間順序上“滯後”一些。
（3）耐人尋味的是，民進黨同樣也受上述邏輯的制約，它沒辦法反對和平發展，從而就不能總是抵制兩岸談判：它同樣要享受兩岸經貿談判的成果（如直航），從而就不能總是抵制大陸的“經濟讓利”；她既然被動地邁出了前兩步，就不能不接受“先經濟、後政治”的提法。民進黨明白兩岸不談則已，一旦談起來，早晚要進入政治領域，故將其底線設定為屆時不能讓國民黨壟斷談判權，民進黨也要“在場監督”；最近蔡英文表示“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願與大陸對話”，亦顯示出民進黨對於在兩岸對話與談判中“缺席”的擔心。總之連民進黨都已經有了兩岸終將共同探討政治議題的心理預期，而且該黨也希望屆時參與其中。
（4）經過兩年多的和平發展，兩會協商和談判的制度化加強，至去年年底已簽訂了十二項協定、一項共同聲明和一項MOU（備忘錄）。今年又順利簽訂了ECFA。去年底陳雲林會長第二次訪台雖仍遭民進黨聚眾抗議，但抗議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已小於前年；現在台灣民眾已把兩會商談及其制度化交流視為當然甚至必然，連高雄也在邀請陳會長往訪。大陸省級高官訪台絡繹不絕，“陸客”成千上萬出入島內，這些熱絡場面也已經被台灣民眾視為常態。去年11月中旬在台北召開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是兩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灣舉行有大陸退役將領和退休大使參加的公開研討會，也是雙方智庫學者第一次在台北公開討論敏感政治議題，從台灣媒體和民眾的反應來看，似乎已經不排斥雙方開始“二軌”性質的政治對話，到明年或後年，兩岸智庫進入這種性質的對話還是可以期待的。民進黨之所以提出“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願與大陸對話”的說法，其實也是察覺了民意的這種微妙變化。
兩岸政治談判的阻力與困難
以上所論，只是一方面，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兩岸政治談判也有很大的阻力，或曰有很多很難解決的問題。而這些阻力與難題的存在，就導致了兩岸政治議題的談判常常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就“難題”而論，有四大癥結問題目前無解：
（一）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問題
具體說就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問題，或曰台灣當局在政治談判中乃至簽訂兩岸和平協定時的法律地位問題。其實，大陸接受台灣方面做為談判的對方，與之“談”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其合法性的承認，但這只是“默示”性的承認。當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議題並且需要簽訂有官方約束力的文件的時候，台灣方面將無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認”，它必將要求明確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看不到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雙方現實的選擇只能是保持“創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間。而這也預示了雙方簽訂帶有政治內容的和平協定可能非常困難。
（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
“胡六點”提出“我們瞭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重視解決與之相關的問題”(注4)，這暗示出北京已經不再籠統地把台灣要求擴大國際活動空間與“台獨”劃等號，講話做出“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注5)的判斷，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注6)。這既有對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也清楚地劃出了兩岸在這些問題上博弈的底線和範圍。大陸的基本關切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時不能傷害一個中國原則。台灣也要充分考慮大陸的關切，特別是馬英九先生現在堅持的“不獨、不統、不武”是與國民黨原來的主張（馬也曾堅持“統一是國民黨的終極目標”）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不可能在敏感、重大的問題上做出太大的讓步，因為內部整合會很困難。台灣任何負責任的執政者都應該對國際格局和台灣自身的國際影響力有實事求是的認知，不能提出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要求。如果天天講“主權、對等、尊嚴”的三原則，把民眾的期望值提得很高，但現實又做不到，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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