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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侃如與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握手。李侃如提供 |
過去37年，李侃如記不清自己多少次訪問中國，他說肯定不下二百次。在經常訪問中國的過程中，李侃如感受著中國社會的變遷。他認為，在政策方向上，90年代末的中國變化最大，但作為訪問者來說，早在1980年代初，民眾已經開始有明顯的變化。李侃如記得，80年代之前，他訪問中國時，很少見到中國人面帶笑容或互相開玩笑，中國人見到外國人總是很客氣，雖然他試圖用中文與對方輕鬆地交談，但中國人似乎害怕他，或許是因為他們害怕與外國人交談會被監控。李侃如說，直到1983年的一次中國之行，他明顯看出中國人言談舉止的變化，開始面帶笑容，開始互相開玩笑，他們的表情如釋重負，變得更加輕鬆起來。
研究方式 變化顯著
隨著中國社會過去30多年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的氛圍和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李侃如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研究中國的人，大多在中國成長或者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生活過。他們對中國有感性認識，但通常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專業訓練。那時美國研究中國的人去不了中國，只好與去過中國的人交談或者通過書本和報紙了解中國，但那時候來自中國的文字材料都是經過宣傳部門過濾控制的內容。他說：“那時被吸引研究中國的人經常是像我這樣研究革命或研究共產黨的。許多人剛開始時對蘇聯感興趣，然後轉向中國。”
今天的情形已大不相同。李侃如說，如今在美國講授中國課程的人年紀不同，但總體而言，年輕一代大多在完成學業前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受過政治學或其他學科的正規訓練。就學術訓練而言，這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講授中國課程的老一代學者大為不同。那些在1960年代及其後接受學術訓練的學者，但只有在後來，美國人才得以在讀研究生前居住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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