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指出,對於國安顧問來說,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他說:“為什麼你會為此失眠呢?因為你會想,這確實有可能發生,也許不是進攻部隊立刻湧入,而是它會導致大陸輿論的轉變。它會引發這樣的爭論:我們不能容忍這種行為,必須予以懲罰等等。這是否會導致局勢朝著負面方向發展,從而增加全面衝突的風險?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想誇大其詞,但這種情景比中美直接對抗更讓我擔憂。”
此時主持人施耐德問道:佩洛西去台灣是個錯誤嗎?沙利文透露,他和她談過去台北的事,她基本上是這麼說的:“你們這些白宮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你們都太拘謹了。我應該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任何人都不應該告訴我們能不能去某個城市。”她的觀點非常明確直接。沙利文說:“我認為那次訪問給台灣帶來的代價遠遠大於收益。對我來說,這道理很簡單。”這不僅導致中國大陸立即做出反應,給台灣施加了巨大壓力,而且還導致台灣周邊環境發生了“實質性的、負面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在這個訪談中,沙利文談到他作為最年輕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之一,在任上的工作體會,尤其是制定對華策略的體會。他特別感嘆,美國政府調動資本服務於國家安全目標的能力不足,經常讓他感到有心無力。
沙利文引用最近在美國外交界比較火爆的一本書--《極限挑戰》的論點:美國是由律師掌管的,而中國是由工程師掌管的。他說,他本人也是律師出身,民主黨執政的政府更是律師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