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分析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美國政府需要掌握一套新的干預市場的能力，以便在市場失靈或競爭對手利用市場壟斷供應進行限制的情況下進行干預。其次，這是一場動態博弈。美國投資了美國和盟友公司，而中國則採取反制措施。美方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反制的節奏。他肯定特朗普政府正在為改善稀土供應鏈進行的努力，但認為行動還不夠迅速。
對於特朗普第二任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美中關係的競爭性基調，沙利文表示，這是結構性問題。美國和中國都是兩個雄心勃勃、充滿活力的大國，兩國人民都渴望成功，他們都不希望被他人左右，不希望被他人施加不當影響，也不希望對方擁有比自己更強大的能力。兩國擁有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價值觀。因此，競爭是兩國關係的一個必然特徵。他認為，結構性問題並非必然是衝突。問題在於如何有效管控競爭，而不是只要不去理會競爭，就能奉行互利雙贏、和平共處。
沙利文指出，特朗普可以談論G2，他是從經濟角度、重商主義角度，而不是從戰略競爭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但歸根結底，這些結構性因素終將顯現出來。他承認：“我不得不思考，如果當初我們採取不同的行動，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回溯過去再展望未來，這確實有點令人費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