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筆者強調，協調發展是硬道理。
對這一命題能夠進行進一步的論證。可以說，我們所以要強調協調發展，是因為能否協調發展己經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協調發展，“發展是第一要務”將不能落實，既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也不能實現。
協調發展關係
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
首先，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不能合理地協調配置，則到二○二○年經濟總量翻兩番、人均收入發展到三千美元的目標將不可能實現。
粗略地說，現有的動力結構主要由三種動力構成：第一種是投資驅動；第二種是消費拉動；第三種是創新驅動。這三種動力從長遠看應當是怎樣的配置關係，在發展的每一階段應當如何既根據發展方向又根據現實情況合理地配置，將直接決定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因此，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也是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
從中國發展的情況看，我們以往對這一結構關係的認識不那麼透徹；或者說，即使有一定的認識，在實踐中也仍然存在著突出問題。其主要表現是，這三者之間的配置關係不那麼協調：對投資驅動的依賴過大，而消費拉動和創新驅動不足，三者的互動缺少合理的戰略定位。中國投資率一直保持較高水準，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二○○三年為百分之四十三，比有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一倍左右。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應當重視投資驅動的作用，這是沒有問題的。從經濟發展的規律看，投資驅動既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也能夠體現為某個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經濟學家們往往把這種特徵概括為投資驅動型。從現實情況看，投資驅動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無疑也將發揮著作用。
問題是，我們在重視投資驅動的同時，對於消費拉動和創新驅動缺少戰略的謀劃和有力的措施。中國目前的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十五個百分點。這種情形與三農問題有關。一九九七至二○○三年七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六百九十六元，不到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農民購買力不足，消費需求難以擴大，消費拉動自然乏力。與此同時，中國目前尚未形成從科技創新到成果產業化的比較有效的傳導機制，對教育和科研的大量投入還未能很好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創新驅動顯得不夠。以專利情況看，二○○三年中國專利申請累計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件，國外發明專利所佔的比重約為百分之七十。可見，中國高技術的發展相當不足。北京中關村是著名的高技術基地，但在那裏三分之二的中國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北京地區已有的專利，其實施率也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總的來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中國的創新驅動還有很大的運作空間。與此同時，資源的獲取和使用也發生很大的困難，資源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沒有資源使用方式的變革，既定的發展目標無法得到必要而有力的支持。
如此來看，動力結構不能合理協調，則二○二○年GDP翻兩番和人均收入達到三千美元的目標將無法實現。在這一意義上，協調是發展的關鍵所在，協調是發展由以實現的主要途徑，協調發展就是生產力。我們必須在戰略的層面上認識這一問題，形成一個完整的發展理念。
社會發展不足制約經濟發展
其次，如果中國經濟與社會不能協調發展，不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無法落實，而且經濟發展也直接受到影響和制約。經濟與社會的協調，既是發展的全局性問題，也是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從社會發展方面看，據歐希瑪指數測量法測算，中國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點二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佔百分之五十點一三。比較美國一九九○年的資料，美國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點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三。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測算，二○○○年基尼系數為零點四一七，超過警戒線。三百七十萬戶的城鎮居民、一千二百萬人的人均收入僅為一千零五十九元，比全國平均收入水平低百分之五十四點七，而且社會保障也不健全。這種情形妨礙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特別是，由於分配結構存在的問題，部分地區出現仇富心理，社會矛盾凸顯，群體事件的發生率大幅上升，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受到一定的損害。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二○○三年擴大為六比一或五比一。這一差距導致消費拉動的不足，削弱了經濟發展的長遠動力。又如，教育與科技投入的偏低也屬於社會發展的不足。但是，它關係的不僅是中國全社會從業人員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相當於美國的一比四十六、日本的一比四十一），而且造成了創新驅動後勁的明顯不足。這又是涉及經濟發展長遠動力的大問題。當今時代，如果在創新驅動上不能有所作為，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化經濟大國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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