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大陸在結束“文革”動蕩之後，走上一條改革開放之路，幷提出了解决台灣問題的九點主張，人稱“葉九條”；以後又有“鄧六條”、“江八條”，但當時中國人均GDP祗有一百八十美元，台灣人均GDP四千美元，日本人均GDP在一萬美元以上，美國在二萬美元以上，這種不對稱的經濟實力，使我們的統一訴求變得蒼白。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雖不斷起飛，但對急驟變化的台灣，認識顯得遲緩，沒有抓住人心，使統獨形勢變得异常嚴峻，這不能不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
我們從1979年提出了“和平統一”方針，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客觀上爲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中國迅速地發展起來。鄧小平創造性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實在是偉大的，它的歷史地位不亞於“改革開放”，它的了不起是在於以空間換時間，因爲中國太需要時間讓自己擺脫孱弱，太需要時間讓自己站起來、富起來、强起來。鄧小平與毛澤東同樣秉承了“中國爲大，台灣爲小”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在今天同樣是重要的。今日之中國，第一位的使命仍是完成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們的宿願——民族振興，第一位的要務則是抓住歷史機遇迅速崛起，捨此之外，體制改革、西部開發、台灣問題等等，均是需要服從這大戰略的，這是關係中國人生死興亡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因此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是要學會韜光養晦從而迅速强大富强起來，這是中國最大最大的頭等事情，所以我們仍然要以時間換發展的空間。歷史告訴我們，弱國無外交，貧國難統一。
我們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來說明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但它與關係整個中國與民族生死攸關的第一要務相比，畢竟有個主次與從屬關係。那種以解决台灣爲先，然後再去建設的論調，貌似正確，實很荒謬。屢受不公的台灣同胞，在决定接受統一這樣的大事上，應允許他們多想一想，允許他們認識有所反覆。我們要用更好的條件讓他們欣然擁護統一，不要太苛刻，要信任他們，寄希望於他們。台灣問題說到底，縱然一時走遠了，也要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力能自愈傷痛。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又有哪一次能夠最終得逞？即使暫時的分裂，也要相信台灣同胞會覺醒，也要相信我們總有一天會有足够力量去從容地收復它，幷將分裂分子一一繩之以法。台灣問題暫時受挫爲小，中國前途與命運受挫爲大。台灣問題不應該成爲我們中國崛起的阻力與壓力，而要將它變爲我們崛起的動力與助力，這一切都在一念之間，古老的中華民族應具備這種現代意識了。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迄今符合中國國情
解决台灣問題，洗雪歷史遺留的耻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良好的願望，也是民族的意志。正因爲這是全體民衆的一種意志，所以我們就如何統一這些問題的思考未免過于簡單，對台灣的特殊經歷及台灣民衆各種各樣顧慮未免考慮欠周，對國際反華勢力的干預未免考慮顯淺；認爲祗要我們把統一義旗舉起，台灣同胞就應該立即響應，就應該立即投入祖國懷抱，否則就是沒愛國心，甚至被指責爲漢奸等等，是過於簡單的。殊不知統一對祖國大陸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但對受過很深傷害、曾被遺弃的台灣民衆，要重返祖國大家庭，則有許多顧慮；尤其長期以來的“反共”、“反中”教育，使他們不太信任祖國大陸，他們對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及“文革”的血腥殘酷心懷恐懼，他們害怕統一後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怕我們再搞政治運動，怕他們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權力再度喪失……。統一對台灣民衆來講是涉及靈魂的重新安身立命的問題，是一種文化歸屬與命運選擇問題。因此在統一前，他們至少要搞清楚兩岸現狀是甚麽，台灣現有政治地位是甚麽，台灣人的身份是甚麽，在統一後中華民國將怎麽辦……，他們想得很多很細，他們在决定統一與否前，要我們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身份與名份，確保統一後不會被吃掉，他們需要有尊嚴地被統一。台灣主流民意除“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外，無論如何還包括“求身份”這一訴求，這訴求是我們必須予以正視的。
對於統一中的這些深層問題，我們似乎考慮不夠，甚至長期不去回答他們期待回答的問題。我們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台灣法統、甚至台灣《國統綱領》，始終採取不承認的態度，這讓很多台灣同胞望而生疑；而台獨分子正是借此鼓動台灣獨立，用“特殊國與國論”、“一邊一國論”去滿足台灣同胞“求身份”的欲望，從而激起我們的忿怒，而台獨分子又用我們的憤慨去構建台獨的“正當性”。統獨問題不是兩岸問題的核心，今天台灣八成以上同胞都明白，統獨、族群、省籍問題是政治人物製造與操弄選票的工具。台灣民意核心是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求身份，合理身份尤其是他們的主要訴求。絕大多數台灣同胞，包括支持民進黨的民衆，幷不全是支持台獨，幷不全是要與大陸對抗，而是一種“自保”心態在起作用。對此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才有了初步認識，走了一段彎路。走彎路也許是兩岸關係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大陸一些民衆對兩岸關係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缺乏思想準備，動輒顯得不耐煩，甚至還懷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正確性；而台灣則將“一國兩制”妖魔化，他們“要和平不要統一，要兩制不要一國”。其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迄今符合國情和兩岸民衆的根本利益，“和平統一”方針爲我們和平崛起贏得了時間，“一國兩制”爲兩岸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真正內涵也許我們遠遠沒有認識。正如胡錦濤主席在今年“兩會”期間所言，“一國兩制是一項嶄新的事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如果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還有甚麽不足的話，則是我們對鄧小平的科學構想理解不深，也沒有去加以豐富與發展，祗是較多地加以機械而簡單的詮釋，讓這一方針與學說僅僅成了一個口號，而這口號對台灣民衆而言則成了個沉重的符號。
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另一偉大意義，則是提出了一個融合思維，這對飽經動蕩、飽受欺淩、飽歷鬥爭與運動的中國大陸民衆而言，是一種全新思維。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路革命與鬥爭而來，習慣了對抗，追求的是立場；調門高充滿火藥味，總是受贊賞的，反之就會被懷疑立場有問題。這種思維表現在台灣問題上尤甚。其實要真正“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一種新的融合與再造。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事實證明再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有一個不斷與時俱進的問題。“和平統一”的核心是“和平方式”，“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到底是現在式還是進行式、未來式？我認爲是現在式，但統一是進行式的，一個統一的中國則是未來式的。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才能讓人心悅誠服。
統一是兩岸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的一個過程
統一究竟是甚麽，是合併還是征服？和平統一究竟是甚麽，是日程還是過程？這些基本概念多數人從來沒有認真去想過。絕大多數人認爲統一就是統一，是不需要多想的。儘管統一是中國人二十一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這麽大的大事，卻建立在一個模糊的認識基礎上，既沒有明確的戰略，也沒有明確的階段性任務，也沒有系統的理論、法律、綱領、條例、政策，全憑著樸素的追求統一的强烈願望，這樣的統一難免會有波折；猶如一株大樹長在貧瘠淺薄的土層之中，它如何去經受狂風暴雨的洗禮？
但是經過過去二十多年波折，我們終于摸到了統一的規律，並且第一次明確了甚麽是統一。2004年初，在全國人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代表第四代領導集體說了一句大家並不經意的話，他說：“和平統一的過程就是兩岸發展和繁榮的過程。”第一次提出了“過程論”。2005年1月28日，賈慶林在紀念“江八條”十周年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互利互惠，合作雙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越來越成爲兩岸同胞的共識”；“祗有在兩岸共謀發展、共議統一、共促振興的正確道路上，台灣同胞才能真正撫平歷史的傷痕，獲得更大的利益和福祉。”這個講話把統一的過程與內容具體化了，明確爲“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雙贏、共議統一、共締一中的過程”，這就是“共同締造論”。這將鄧小平的融合思維大大加以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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