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胞對統一有許多顧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要解决台灣問題已不是選用何種模式的事了，不管用甚麽模式，哪怕用“邦聯”或“聯邦”，都難以消除他們內心的恐懼；而“共同締造論”與共同繁榮的“過程論”，則從根本上消除了他們對統一的恐懼，因爲這樣的統一完全是平等、尊嚴、互惠的，是誰也不吃掉誰的，是符合民族復興的根本願望的，這將爲兩岸關係帶來一片光明。“共同締造論”與“過程論”，多年前汪道涵會長與一些學者就提出過，曾受到台灣近八成民衆贊成，今天它成了國策，則一定會爲兩岸關係增添更多凝聚力。
如果說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雙贏、共促振興、共議統一的過程，那麼，統一的階段性目標及手段等問題也迎刃而解了。因爲這過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勢必要分成若干階段去完成。按台灣《國統綱領》，他們將統一劃分成——交流交往階段、對話與談判階段、建立統一的契約階段，這種三階段論大體是符合現實的。江澤民曾講過在建國一百周年前完成最終統一，因爲統一大約還要五十年來完成從交流——談判——簽約等過程。由於兩岸分離已久，信任基礎太差，需要用大量時間來交流交往，從而增信釋疑，然後再進行對話與談判，這更是個復雜過程；最後將共識變成法律條約，再逐步形成一部《兩岸關係基本法》，基本法還需要一個試行過程，最後定個日程作爲統一之日。
如果明確了這些階段性目標，我們也就明確了統一是一種漸進式的統一，也就明確了統一過程中交流與交往的重大意義，那麽我們也就明白了交流交往的門檻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對話與談判的條件苛點好還是簡易點好，“三通”准入標準低點好還是高點好，也就弄懂了兩岸經貿熱到底對誰更有利；就會知道兩岸從“文化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是一個必由的過程，就會知道多一點便民利民，少一點意識形態到底對誰更有好處；就會知道怎麽善用國際因素，怎麽鬥智鬥勇不鬥氣……。如果這些道理都能讓兩岸人民知曉，那就不會指責“兩岸經貿養肥了台獨”，也不會認爲“交流爲陳水扁加分”，更不會認爲給予台灣同胞身份名分是“對台灣的讓步”，台獨分子激起的“台獨”濁浪就不會衝擊我們的中心工作，台灣問題也就不會成爲我們的阻力，中國的崛起不會因爲台灣問題而受困。最近一年來，從我們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到春節包機直航、派員吊唁辜振甫、賈慶林的講話、胡錦濤的四點主張，都是新思維的產物，都是主動掌握兩岸關係，都是很深得人心的。
兩岸關係不同于其它關係，它異常弔詭，表現在經貿熱政治冷、交流多認同遠、越壓越反、越柔越順……，這中間的規律不同於一般規律，事實證明，兩岸間的最大障礙是心障，最大混亂是認同混亂。這就要我們不斷地調整我們的心態，不斷地探索兩岸的規律，不斷地調整我們的政策。
對台灣問題要有信心、耐心和决心
中國何日能統一？有人曾問鄧小平，鄧小平沉吟良久，回答說：“我不知是哪一天，但我知道統一之日，必是兩岸同胞多揚眉吐氣與繁榮之日。”今日的對台政策正在逐步走向鄧小平指出的這一目標，“過程論”與“共同締造論”正是這種思維的産物。它爲我們對台工作帶來了廣闊空間，祗是我們還遠遠沒有去利用這筆財富，傳統思維有時還十分强大，我們的機制體制也存在許多不足，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當今中國處于一個大轉折時代，是機遇與挑戰幷存的時代。作爲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發展到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轉型期，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各種矛盾凸顯期；各種矛盾均在激化，包括台灣問題的矛盾也在激化，發展能不能突破這個瓶頸，是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檢驗。在這歷史關鍵時期，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提出了“四位一體”的發展方針，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幷舉發展方針。尤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思維，對兩岸關係必然會産生積極影響，這種新思維與堅持“中國爲大，台灣爲小”，以及兩岸統合的融合思維，都有著相通的精神。事實證明，心有多寬，我們路也有多寬。
其實從鄧小平時代的“三個有利於”，到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時代的以民爲本的“四位一體”發展模式，都是極好的時代精神産物，應該很好地與對台工作結合起來。因此如何運用四代領導人的寶貴財富與對台工作相結合，是我們今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例如胡錦濤主政後，就把兩岸關係概括成“共同家園”關係；現狀定位爲“尚未統一”關係；怎麽統一定位爲“共議統一”關係；指導思想定位於“四個有利”思想，即“祗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祗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祗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祗要是對兩岸關係發展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這些主張不光對我們有利，對台灣同胞也有利，有著强大生命力，台灣同胞是會接受的。如今我們不缺新思維，缺的也許是與之配套的政策及怎麽向兩岸民衆宣講。事實證明，祗有心中裝得下台灣，我們才不會失去台灣。祗要我們始終代表兩岸先進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發展方向、先進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心中有台灣同胞，熱愛自己這些久違的兄弟，我們就一定會掌握統一主導權。
要解决台灣問題和把握台灣問題需要我們有很好的心態，對台灣問題要有深切的瞭解，對台灣的人群要有階層分析，對兩岸基本狀况要有量化分析，始終掌握甚麽爲大、甚麽爲先、甚麽爲重、甚麽爲輕，冷靜分析究竟誰比誰强、誰比誰急、誰更怕誰。事實再次證明，我們比台灣强幷會更强，是台獨比我們更焦急希望更渺茫，台獨更怕我們；他們手中的牌已打盡，我們可用的牌遠遠沒有用盡。前十年台灣主動出招多，我們幾乎是被動應招，一直跟在台灣選舉後面轉。不少人開始喪失信心，紛紛責怪“和平統一”方針不具生命力了，責怪是“綠色台商”惹的禍，要求將台灣問題交給軍方去解决……。這些都是自喪信心的表現，是不可取的。台獨逾越不過强大祖國的凝聚力，逾越不過大陸軍事鬥爭的壓制力，逾越不過兩岸經貿與交流的牽制力，逾越不過國際社會的政治現實，逾越不過島內人民的反對，甚至逾越不過民進黨內部的反對。我們不重視台獨是錯誤的，但過度渲染台獨也是錯誤的。我們重視台灣問題後面的國際因素是必要的，但過度渲染這種因素與依賴這些因素同樣是錯誤的。關鍵因素是我們自己，做好我們自己的每件事情才是决定一切的。我們的事情辦好了，綜合國力上去了，政治文明進步了，有台灣人說我們不穿鞋都會連夜爬過來講統一。因此我們要加快“四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的建設，對台灣同胞要溫柔再溫柔，對台獨的鬥爭要堅决再堅决。但這種鬥爭是要曉之以理的，而不是“文革”式的大批判。我們要有戰勝台獨的軍事實力與能力，“和戰兩手”都要硬，要主動出招主動滿足台灣同胞的一切合理要求，要有自信，深信台獨是走了一條自我毀滅與慢性自殺之路，兩岸的嚴冬即將過去，台獨攻勢已從巔峰下滑；要深信台灣民衆會覺醒和從善擇流，要深信兩岸漸進式統一的過程是不可抗拒的，要深信一個統一的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國必定會誕生。在任何時候，我們不可喪失對台灣問題的信心、决心和耐心。
一個好政策勝過千軍萬馬
近十六、七年的實踐讓我深深體會到，一個好政策勝過千軍萬馬，我們對台的最大優勢是政策優勢。
最近我們允諾春節包機直航，派員吊唁辜振甫，賈慶林紀念“江八條”十周年會上的講話，胡錦濤主席對台四點講話，出台《反分裂國家法》，都是好政策的體現。在包機直航問題上淡化了政治爭議，儘量便民利民；在派員吊唁問題上，顯示有情有義，主動伸出了手；在《反分裂國家法》上，清楚劃出了和戰兩岸底綫，威懾了台獨的冒進，維護了台海和平；在“江八條”基礎上，發表了第四代領導的兩岸觀，柔性的喊話，剛性的反獨，有理有節。這些舉措好在主動出招，敢於有作有爲，確保了台灣問題不影響中國的中心任務。事實證明，好政策成本最廉效果最好。
一個好的政策可以牢牢控制台海主導權，但一個好政策有賴於對台海形勢和台灣民心的正確判斷，正確判斷有賴於對台海問題和台灣民意的科學的研究，而科學的研究則有賴於一群忠誠而有責任心的專家學者忘我的工作；一個好的政策還有賴於一個好的工作團隊去貫徹落實，這一切還都有待進一步落實完善。這是對台工作成敗的關鍵。
一個錯誤的政策後果是災難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0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國愛德蒙•柏克《美洲三書》值得一讀，該書記述了英國當年對美洲的種種不當政策，如“課稅”、“動武”、“鎮壓”等，導致美國民衆的反抗，最後造成兩個同文同種國家的分裂，美國從此從英聯邦獨立了出來。歷史的教訓不能不引以爲戒。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隨便發佈政策也不能隨便修改政策，對台灣問題尤其如此，必須慎之又慎。制訂對台政策一定要廣開言路，善聽不同意見。如今我們的政策已逐漸成熟，新思維新風氣蔚然成風，對“和戰兩手”、“硬軟兩步”有了很深體會。我相信在胡錦濤爲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人帶領下，兩岸關係必會走出困境開創新局面，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關係，一定會更好地擺正，使台灣問題從阻力變爲中國崛起的動力與助力，真正做到光前裕後，無愧於先輩更無愧於後來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5月號，總第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