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問題上塑造中美“戰略互信”
今天， 中美雙方都意識到要從發展的眼光來拓展兩國的合作領域，增加利益交匯點，不斷充實中美關係的合作性內涵。不論是在經貿、能源領域，還是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中美合作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但是， 美國國內仍有許多人對中國充滿疑慮。 例如， 在為美國傳統基金會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部研究員羅伯特．薩特等認為：“在許多美國人看來，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它被極權的政治領導人所統治，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隨著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日漸高漲，在下列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都對美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何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支持以市場為基礎的良性動作的國際經濟體系、促進人權和環境保護、確保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歷史昭示人們，對付這些挑戰，美國不可能達成‘大的妥協’，或找到最終的解決辦法。美國領導人還應從以往的經驗中得出教訓，要抑制中國的武斷和鼓勵中國按照國際上通行的規則辦事，就需要在最高層對這些挑戰給予持續的關注，以求逐個加以解決。然而要實現自己的目標，美國領導人必須做得更多，而不是僅僅依賴於政策，也就是要通過使中國適應和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事務，軟化中國的武斷性。遏制甚至施壓仍必須是美對華政策的中心因素。”
“遏制甚至施壓”的對華政策， 在台灣問題上意義更加不同尋常。台灣問題始終是雙方難以增加“戰略互信”的焦點。
所謂“戰略互信”，按照部分美國學者的解讀，並不在經濟層面上的摩擦，而在於美國人無法確定一個更為強大的中國是否會對美國有益，他們也不能預測中國將如何在台灣問題上運用自己日益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壓力，在“崛起”中堅定地追求自己的國家統一目標。
在台灣問題上，中美能夠塑造“戰略互信”嗎？
其實， 筆者一直認為，現在的中美關係，已從前幾年中方意識到要“鬥志、鬥勇而不鬥氣”的狀態，演變到雙方都開始理解“求發展、促和平，謀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如何合理地爭取自己最大的國家利益，讓美國人真正瞭解到中國的立場並切實履行自己做出的一系列承諾（如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反對台獨，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也同樣面臨巨大的困難。
或許，美國的一些政治實踐，反過來值得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好好學習。
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美國內戰期間，林肯總統“反獨促統”的一些具體做法就很值得思考。一八六一年林肯就職之日，已有七個州先後退出聯邦。不管南方反叛一方如何發難，林肯始終做著不懈的努力，並未把叛亂各州民眾排除在“美國人”之外，而是反復強調“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不可成為敵人”。戰事爆發後，林肯果斷採取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舉措， 通過頒佈《摩理爾法》、《奴隸解放令》等諸多文件，迅速瓦解了南方的經濟基礎， 獲得了民心的廣泛支持。內戰結束之際，林肯趁機發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把美國的民主建設推進了一大步。
另一個是小布什總統的台灣政策。小布什政府雖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在處理與兩岸的關係上，卻顯然非常“務實、彈性”，不理解他的人說他“兩面三刀”，知道他個性的人則稱讚他的做法“坦率”和“直白”。例如，他先是誓言旦旦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然後又迫於形勢開始和中國合作。但是在合作的前提下，他並不考慮是否“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堅持強調美國將根據《與台灣關係法》和美國自身對兩岸軍事情勢的判斷，來決定向台灣出售什麼樣的武器系統，美國不會看著中國的臉色來決定對台灣軍售的清單。很難說小布什的做法沒有“堅持從戰略高度長遠的高度看待中美關係”，特別是他堅持配合中美高層的相互往來，也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但是，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顯然沒有達到中方的期許，對中方的“核心利益”，美國沒有作出任何讓步。
林肯的老辣給中國處理台灣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不管陳水扁和民進黨如何執迷不悟，如何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大陸應該始終不一地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是中國人的一部分，更多地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手段來處理台灣的“分離運動”。只有這樣，才能在道義上獲得國際社會和台灣人民更多的認同。一旦他們宣佈法理獨立，大陸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應用《反分裂國家法》，用武力加以遏制。
小布什的做法也給大陸許多很好的啟迪：就是在和美國人交往的時候，不妨研究對手的個性， 以美國的政治哲學、美國人熟悉的政治方法來和美國“鬥勇、鬥智”，同時不拘泥於形式，堅定地捍衛自己的立場，最大地爭取自己的國家利益。
美國不會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做利益交換， 但是美國仍有可能進行某種“妥協”。從這個角度上看，高明地處理危機和戰略衝突，也是贏得對手尊敬和建立“戰略互信”的重要手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4月號，總第1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