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陳水扁執政始終以搞政治鬥爭為中心，台灣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從來不是陳水扁執政的重點。
陳水扁上台以來，在陳水扁的議事日程中，有關台灣經濟建設的議題基本上處於微不足道的地位。除了以選舉為導向而提出各種拚經濟的口號之外，經濟建設沒有任何長遠、可行的發展路線與策略規劃，沒有中心思維，沒有整體戰略。所謂拼經濟只是一種形式化的政治口號，煽動性強，琅琅上口，但內容卻空洞無物。陳水扁上台以來，全台灣性質的或地方性質的公共建設純粹是為了短期的政治選舉考量即政策買票，或者是為政商勾結掏空公共財產來安排規劃和專案，時不時來個“X年X百億”、“新X大建設”。這些工程主要是為了政治綁樁、撈取選票，最終，不是蓋一堆養蚊子工程，就是捅出一堆堆弊案。
第三，行政職位成為政治分贓的瓜分物件，行政系統難以有效運作。
國民黨執政時代在台灣建立了完備的文官制度，培養了一大批素質良好、經驗豐富、高度專業化的政務官，他們為維繫行政系統的有效運作以及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OOO年陳水扁執政後，大批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政務官丟掉了職位，數以千計的行政職位成為民進黨的戰利品。各方綠營支持者都得以論功行賞，一時間雞犬升天，成為政壇新貴。隨著大批非專業政務官進入行政官僚體系，台灣的文官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正如二OO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台灣《工商時報》社論所說，陳水扁執政以來，“最大癥結就是不尊重專業，用人政治酬庸，視制度如敝屣”。在人事任命與安排上，只有政治權謀和政治酬庸，不尊重專業。結果，施政無方、用人不當，文官制度被嚴重破壞，政務官不再敬業，如何作出“‘政治正確’的選擇並揣摩上意，便成為其生存之道”（袁鶴齡語）。
自二OOO年以來的六年多時間裏，陳水扁先後任命唐飛、張俊雄、遊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五人擔任“行政院長”，陳水扁撤換“行政院長”這樣的高級官員如同兒戲一般。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有著指標意義的財經首長，更是像走馬燈一樣被陳水扁任免撤換。“財政部長” 從許嘉棟、顏慶章、李庸三、林全、呂桔誠到二OO六年七月上任的何志欽已經是第六任；而“經濟部長”則從林信義、宗才怡、林義夫、何美、黃營杉到二OO六年八月初上任的陳瑞隆，不多不少也是六任。高層官員就這樣換來換去，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制定和執行長遠的規劃，往往是剛剛上台還沒有進入狀態，便不得不人去政息。
僅就這些財經官員而言，除了少數像宗才怡這種毫無財經背景，自稱是“誤闖政治叢林小白兔”的濫竽充數者外，也不乏學有專精的經濟學者，如許嘉棟、李庸三、林全；或行政經歷豐富的技術官僚，如顏慶章、林義夫、何美；或事業有成的企業家林信義，他們不僅具有較強的能力，而且也有推動重大經濟施政的強烈願望，但最終都落了個有志難伸，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其關鍵即在於民進黨政府，或更精確地說——陳水扁”。“當局將這些入閣的財經精華視為權力施惠，更以意識形態為這些首長設下了經濟施政的框架；既不看重他們的能力，也未尊重他們的專業，讓拚經濟徒具形式，卻無實質”（二OO六年八月九日《聯合報》社論）。
實際上，自二OOO年至今，“陳水扁不曾信任政府官僚，又擔心無法駕馭專家，結果只能任用童子軍”（石之瑜語），高層人事安排到處充斥著“雞犬升天”的影子。像外交資歷短淺的“總統府發言人”升上了“外交部長”，挺綠的外資企業代表扛起了金管會重任，參贊“國安事務”的年輕幕僚直接升任“國防副首長”，還有資歷不符的將領可以不次拔擢升任軍種總司令。學中文的，可以負責主持工程事業體；不懂新聞的，可以拔擢為公營媒體經營者；甚至還有政府部會所成立的科技智庫，淪為酬庸“台獨勢力”的基地（李祖舜語）。
台灣行政部門從上到下的這種狀況，內行被排擠以及當這些“政治正確”但缺乏行政經驗和技術專長的童子軍、外行充斥行政部門和公營事業部門的時候，台灣行政系統的施政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陳水扁執政失敗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第四，民進黨與陳水扁喪失了理想和信仰，唯權是圖、唯利是圖，這是造成陳水扁及其家人親信深陷腐敗醜聞、身敗名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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