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級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姦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此時，張高平、張輝叔侄兩人已經經歷了十年冤獄。
和張氏叔侄一同出名的還有當年經辦這一案件、人稱“女神探”的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2006年中央電視台《第一線》欄目之“浙江神探”系列報道就把聶海芬稱為無懈可擊。節目恰好講述了聶海芬參與偵破“5•18奸殺案”時，如何在沒有任何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而這個所謂的突審，後來被張輝、張高平一致認為是刑訊逼供。
隨著媒體的介入，更多聳人聽聞的細節被揭露出來：在刑警大隊，長時間罰站、不准吃飯、強按到地上、往鼻子裡灌礦泉水、用煙頭燙；更荒謬的是在看守所，在辦案人員的指使下，牢頭採取毆打、打下身、罰磕頭等方式，逼迫受害者認罪。對於這些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事實，任何評論都沒有當事人張高平的語言來得直白有力：“杭州市公安局採用這種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頭對我刑訊逼供，辦出這種案子是浙江人民的恥辱。”
張氏叔侄的遭遇，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中的偶然，和西方國家刑偵、公訴、審判各自獨立、相互制約不同，在中國，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很多時候是在統一領導下協調辦案，重大案件還會成立專案組，這就進一步加大了辦案的統一性，減弱了相互制約。專案組本應只負責偵查，但很多時候，在地方黨政機關施加的破案壓力下，這些專案組實際上被賦予很大權力，檢察院、法院的制約力就會被壓制，很難與專案組抗衡。於是，當破案壓力扭曲了偵查環節，逼供、冤案的錯誤一旦發生，往往就暢通無阻。
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廳官方網站上刊登了一條針對張氏叔侄錯案的簡訊，稱“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作為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一個環節，是有責任的，我們深感痛心，對當事人及家屬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廳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關部門，認真做好相關執法問題的調查，做到有錯必糾，有責必查，絕不掩蓋、絕不袒護”。令人疑慮的是，就現存的冤假錯案的糾正機制來看，即使現在做到了有錯必糾，但要繼續做到“有責必查，絕不掩蓋、絕不袒護”這12個字，還存在諸多制度上的缺陷。
張高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專門提到了聶海芬，他悲憤地表示：“我要起訴他們，尤其是那個‘女神探’，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斷定我們涉罪，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們。應該按照國家的法律來辦。”遺憾的是，目前，並不存在這一制度路徑。對於冤假錯案及刑訊逼供的追責，基本還是在相關部門內部進行，比如由涉案單位的上級主管部門來查，然後根據問題大小、性質決定是否移交司法機關。受害者張氏叔侄既然不能發起追責的法律行為，也就不可能參與追責過程，只能成為一個無關的、無助的旁觀者。顯然，這個自查過程也必然充滿各種不公不義：系統內部的自查，必然是上級查下級，本級查本級。同一系統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朋友“手電筒照自己”，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力不難想見。
另一個阻力來自於辦案過程中的責權不清。理論上，各個司法機關應獨立行使職權，各自承擔責任，這樣一旦出問題追責時，是哪個環節出錯就容易搞清楚。但在統一領導、統一協調的大背景下，要案、大案、命案，經常是集體決定，多部門、多人共同決定，出了事責任必然不清，最終往往不了了之，只是用納稅人的錢作為國家賠償來安撫當事人。正是因為追責制度的不健全，使辦案人員製造冤假錯案的成本不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在壓力或名利誘惑之下，無視受害者的悲苦慘劇，肆無忌憚、屈打成招。
在現代法治社會，個人復仇顯然為法不容，但當個人循著正當途徑追究辦案人、辦案機關的責任卻求告無門時，正義就必然遲到，不僅僅遲到在當下，也會遲到在將來，不僅遲到在張氏叔侄身上，也會遲到在更多人身上。對此，張高平的一段話最為精妙：“雖然你們在座的各位現在是大法官，大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後代不一定也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們遇上倒黴事，被屈打成招，你們是什麼感受。我說我希望你們出台相關的合理政策，完善司法制度，不再出現我這樣的事。”（時間：4月5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