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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上午，法晚記者從奉化宣傳部了解到，居民與政府已達成協議，倒塌29幢居民樓開始進行屋內物品搬遷，搬遷完畢後開始進行拆除。圖為拆除現場。 |
奉化垮樓，至今已奪去兩條人命。除了垮樓當日不幸遇難的住戶陳月香，垮樓第五日自殺的奉化官員何高波，無疑是第二位不幸的人。這位自殺的錦屏街道城建辦主任，此前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作為直接對口的基層官員，一直是反映樓房裂縫問題居民的主要接待者。雖然迄今並無官方說法，但據他的朋友所言，自殺之前，何高波曾在現場守了5天5夜。工作節奏快，加之一度傳言上級部門正加緊調查、問責官員的壓力，或是他決絕辭世的原因。
這樣快節奏的工作，在奉化可謂是特例。這座蔣氏故里的小城，民風淳樸、承平已久，這使得這裡的官員，與同處改革前線的寧波市其他縣市相比，可謂格外的慢條斯理。但在突發的垮樓之後，一切無疑變了樣。在奉化採訪期間，我親見整個政府進入了緊急動員狀態，所有官員都取消了清明節的休假，涉及的部門更是日夜顛倒、加班加點。
全市性的危房排查、緊急的事故責任調查和官員問責……奉化市宣布，這些工作都正在加班加點進行。
亡羊補牢，尚算為時未晚。奉化市政府擺出的姿態，無疑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細思之下，出事——嚴查——再出事——再嚴查，這種運動式執法的模式，看起來卻似曾相似。
下此斷言，其來有之。須知，這並不是奉化和寧波市垮掉的第一幢危房。類似的倒樓事件，已是寧波地區近5年來的第三起。2009年，同樣是在奉化市錦屏街道發生過類似的突然坍塌，第二次是發生於2012年。而此前，有更多的危房，由於及時撤離，並未造成事故而未得到披露。
而此前，緊隨這些事故的發生，每次都是全市性的排查和緊急的加固維修措施，但每次排查後不久，同樣的事件總會再度上演。悲劇何以一再重複？這無疑與政府處理危機的思維有關。在過去，面對一些偶發的事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運動式執法，或曾起到過特定的效果。但同樣的路徑選擇，在面對危房管理此類系統性、全國性的難題，卻恰恰最不適用。
早在2010年4月，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坦言，中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但這些建築只能持續25-30年。同年10月，住建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陳淮斷言：“中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在未來15到20年得拆了重建。”面對這些業已進入“質量報復周期”的劣質建築，真正考驗的，是政府長期治理的耐心和政治智慧。概而言之，無非是“防微杜漸”四字。即通過平時的房屋安全管理和鑒定，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把事故隱患消滅於萌芽狀態，預防人禍的發生。
但遺憾的是，實際工作中，地方政府卻往往等到出了事故，才會引起“高度重視”，責成鑒定，查找分析事故原因，追究責任，事後補救。奉化的悲劇，正是此種做法的典型表現。早在去年，該樓居民就開始找多個單位尋求解決之道，垮樓前三個月，這幢樓就已被鑒定為C級危房，但相關的解危方案，卻遲遲未能出台，也未引起更高的重視，最終造成人員傷亡的慘劇。而更令人擔心的是，這不是當地僅存的危房案例，官方通報顯示，當地有六成多的危房尚未解危。
當地主管官員告訴我，這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時隔多年、因劣質建築的責任方難覓，整治費用的分攤難以確定；另一方面，對建築的人為破壞，也一直難以管理。如果這些根本性的難題難以解決，六成多的危房即使一一登記，也難以根絕再度發生事故的可能。
如何防患於未然，避免災難再度發生？當然既不是一味推諉，也不該是大包大攬的全能政府模式。而是需要當局者痛下決心，參考國內外有關經驗，進行一次全面安檢。完善立法及相關管理體系，推動建築物安全普查，對存量中可能有風險的住宅居民樓，設立動態跟蹤管理系統……這也是我在採訪中相關官員和專家的共識。
事實上，在奉化事故後，寧波市市長盧子躍也曾提出要求，希望能健全完善有關條例辦法，構建長效監管機制，推動房屋質量安全管理走上制度化、規範化、法治化軌道。這無疑是走出治亂循環怪圈的正確思路。只是，面對血淋淋的慘劇，希望這樣的承諾不再是一句空話。（時間：4月12日 來源：華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