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奉化居敬小區29幢樓房倒塌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記者在當地調查中發現，“危樓”不僅是倒塌的這一幢，同社區的其他樓、同街道的其他社區，還有許多樓房或出現安全隱患，或已被評定為C或D級危房。而據記者調查，這樣的危房在奉化市目前至少還有35處。
隨著調查的深入，奉化居敬小區29幢樓倒塌事件，使得過去一直存在的建築質量安全隱患，徹底地浮出了水面。這些證明，建設質量安全事故沒有偶然只有必然。
“奉化危樓”其實是建築質量安全監管體系漏洞叢生的必然，來自政府的監管為何阻止不了這麼多危樓的產生？來自政府的管理又為何不能將居民申訴的隱患一一整治到位？這些都是“奉化危樓”留下的拷問。事實上，建築質量安全問題並不是一個區域、一個時段的突出問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利益制約機制的缺乏。在建築工程的施工、監理及政府監管三方關係中，政府對於權力過於大包大攬，使得監理所具的質量管理的風險性與獨立性，無法實現權責利一體格局，難以用利益來制約利益。在這方面，歐美一些國家實施建築質量終身保險制，由保險公司對建築安全負總責，所以保險公司會去聘請監理公司嚴格監管，否則自己就要傾家蕩產。而政府監管要做的是管理保險公司和監理機構，而非施工企業。此外，保險公司還是房屋購買者的第三方代理機構，成為購房者權益代言人。
其次，違規違法成本低廉，更多地局限於行政處罰，著眼於“下不為例”，相對於較高的守法成本，無異於變相鼓勵違法。對建築安全應當從法規層面上“零容忍”，既要經濟懲罰讓違規者與監理者傾家蕩產，也要納入從業的准入限制，違反一次終身禁業，讓成本與守法相匹配。
“奉化危樓”是政府治理社會方式的一個縮影，折射社會利益多元、社會關係紛繁複雜背景下，政府直接管理作用的式微。政府應當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轉變觀念，將更多的關係交給社會調節，通過完善利益制衡機制，健全法治規則，實現建築質量安全由政府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時間：4月7日 來源：西安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