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事故中，部分官員是因為負有間接領導責任，而被免職或者引咎辭職，這是行政問責制的要求，但卻不能等同於免職官員政治生涯的結束，否則也違背了行政問責制強化責任的本意，使其儼然成為一種懲罰性制度，這一點必須要理性地認識到。
可在現實當中，由於行政問責制後面問題官員複出機制的不健全，導致一些官員違背了現有的法律法規，複出時間過快，程序不健全，過程不透明，這又使得行政問責制的威懾力不能發揮到應有的作用，這自然會被輿論斥責流於形式，行政問責制儼然成了一些問題官員“金蟬脫殼”的護身符。
我國《公務員法》58條規定：受撤職處分的處分時間為二十四個月，在此期間，受處分人不應該有新的職務上的任命。《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62條也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幹部的複出期限至少為一年。但實際情況下不乏這樣的案例，很多官員都來不及“休養生息”，反思錯誤，立即就又走馬上任了。
免職官員除了存在違背規定時間而複出過快之外，絕大多數的複出還都是在公眾不知情的情況下神秘、悄然複出的，並且複出時也未遵循任職前的公示程序，都是在就職一段時間之後被細心的網民發現的。在此語境下，複出過程就具有濃厚的暗箱操作色彩，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便無從實現。一方面是公開、高調、從嚴問責，另一方面則是神秘、低調、從寬複出，如此鮮明的對比，怎能打消輿論對官員複出合法性的質疑？
所以，免職官員要想複出，遵循程序正義，信息公開透明是一個繞不過的原則。基於此，應當根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嚴格遵守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協商醞釀、討論決定、任前公示、任期試用的程序，被問責官員在複出的過程中，要遵循工作的知情權等權利，將複出的依據、條件和期限等信息向社會公開，並在任前進行公示，增加透明度，接受公眾和社會輿論的監督。
行政問責制是現代政府治理理念的要求，決不能因為免職官員複出機制的不健全，而使得這一制度本身遭受質疑。沒有公開，就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行政問責的實效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公開複出必須作為被問責官員複出的一個前提條件，這也是取得“民意許可證”的必然要求。（來源：山西晚報 作者：張鬆超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