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長問題”，自深化改革以來，已被數度提起，為什麼要“再說”呢？因為日前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又提出了這個“處長問題”——他嚴斥一些部委文件運轉流程繁冗、拖沓，“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是完全顛倒了嗎？”總理針對一些改革措施遲遲不“落地”反問道：“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結果各種手續再走一年，這不是鬧笑話嗎？”
這個“處長問題”，當然不僅是這種“顛倒”的“把關”，之所以這兩天又激起波瀾，是因為它頗有一點“普遍性”。於是有人說，“處長問題”是改革中一個大問題；當然也有人曰，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我們的處長們，多數是好的，沒有他們盡心盡責，哪來30年的大發展，中國位居“第二大”，處長們功不可沒；更不要說縣處級嘛，是我們政權的基石，如果他們都有“問題”，怎麼解釋今天的天下大局？
但要說“處長”完全不是個“問題”，似乎也不像——還記得一位縣委書記一天陪洗8次桑拿的奇事麼？陪誰呢？原來多是“上面”來的“處長”；還記得一個縣長，翻山越嶺夜行百裡山路去“敬一杯酒”麼？敬的又是誰？據說是“省廳來了個副處長”！我到過一個地級市，那天市委書記市長傾巢而出去“迎駕”、去陪酒。什麼來頭呢？原來上面來了個“處長”，廳官們一點也不敢怠慢，要知道項目的審批、資金的切塊、扶貧的款項、政策的放寬等等，“都在他手裡”哦，弄得不好，就“可以把你搞死”——人們不會忘記一年前一位企業家的吐槽，“再大的老板，一個處長就能把你搞死”吧？人們也不會忘記，那張上個項目耗時799個工作日的“審批長征圖”中，光要他蓋章簽字的“處長”，就有55個之多呵！
我們不是一般性地談論“處長問題”，而是說，改革遭遇了“中梗阻”，“處長問題”或許進一步凸顯出來——這絕不是說我們的“處長”都成了改革的“軟阻力”，他們中不乏改革的闖將。但也有那麼一些承上啓下的“處長”，變成了阻上擋下的“梗阻”，有的心懷“小九九”，頑強地保護部門的既有權力和既得利益；有的“口惠而實不至”，不放權，不放實權，不放大權，再好的改革決策，到了他那裡也“化為無形”；有的抱住過去的行政習慣思維定量不放，仍然好做“千手觀音”，一有新事物、新業態、新組織露頭，就去“管死”。當然還有少數“處長”，因為反腐糾風，所以“不吃不占，啥也不幹”，情緒低迷、精神不佳，一推二拖三踢皮球，所謂“無為而治”，讓企業、社會雪上加霜。
其實這類“中梗阻”，并非今日才有，發生在某些“處長”身上的類似“問題”，也是史有先例——比如大清朝末年，湘淮兩軍鎮壓了太平天國，這樣的所謂“大功”，軍費報銷應不成“問題”吧？可是卡住了，不讓報，“卡”的不是皇帝老兒，也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批“縣處級”——級別多是七品的戶部書吏。李鴻章只好找人疏通，書吏們則要一厘三毫的回扣。當時兩軍軍費共三千多萬兩銀子，“好處費”要40萬兩。曾國藩則不得不請人做中，與書吏們討價還價，講定了8萬兩的回扣。曾國藩又上折皇上，希望軍費免於戶部“把關”，想省下這八萬兩。皇上點頭了，但為了不得罪這批七品官，曾國藩仍答應之前說好的八萬兩照給，只求書吏們“不能再漫天要價”——你看，兩個大清國的重臣，幾百萬軍隊的軍費，哪怕皇上已經“決策”，還是被幾個七品處長“中梗阻”，差一點“搞死”，更何論其他？
“處長問題”可以見仁見智。但有兩條需要強調：一是再說一遍，我們的“處長”多數是好的，這應是平心而論的公論、有目共睹的共識，決不能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二是即使有些“衙門”、某些地方，確實存在“處長問題”，也要從體制上找“問題”，靠改革來解決“問題”，而不僅僅從“處長”們的個人品質、道德操守上看“問題”——比如“幾個處長”來給國務院“把關”這樣的“顛倒”，我看或也不是這“幾個處長”攬權，可能還是“制度”如此、“程序”使然呵。所以還是要靠體制的改革，改變任何一個層面因為“權力過於集中”而形成的“中梗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淩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