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下來，1981年《國務院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出台至今，已經有34年的歷史。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原有的探親假規定已然與現實極不相符。某種意義講，探親假屬於特殊時期的特殊安排，主要針對與配偶或者父母不能住在一起的職工，作為對國家分配造成“不能住在一起”的補償。然而，時下的用工形式十分多樣，而不能住在一起又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使得探親假的執行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
在帶薪休假執行不到位的情況下，在既有法規基礎上對探親假修補缺乏現實性意義。因而，要讓探親假從特例走向普及，不能僅是出台細則讓探親假更具有操作性，而是應當考慮將其與時下的年假結合起來，真正致力於將帶薪休假落到實處，讓“常回家看看”成為每個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因而，無論從現實來看，還是從發展的趨勢來看，對探親假進行改革已迫在眉睫。
既要保障勞動者的探親權利，又要不給用人單位帶來負擔，還要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平，考驗著探親假的最終走向。正如相關專家所言，對探親假不能簡單取消，又不能完全按既有制度執行，而應當結合帶薪休假制度，對其進行徹底的改革。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探親假的權利賦予到帶薪休假中，或者說采取更為有效的措施，讓帶薪休假真正落到實處，而不只是一種紙面權利。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員工的特殊情況，適當延長一定數量的探親假，或許才能達到多贏的效果。
一項好的制度必須要有實現的基礎和條件，探親假的尷尬在於，其存在天然性的短板和不足，甚至淪為棄之可惜又難以食之的“雞肋”。或許最理想的狀態是，政府只是保障強制性的帶薪休假，而至於探親假的多少，則由企業與員工進行協商，在行政調控的基礎上，用市場的供需去進行解決。比如慈溪一家民營企業推出了人性化措施——員工每年可享3次帶薪探親假，還報銷來回路費。企業的這種“自選動作”，就是市場力量在發揮作用。因而，尊重客觀規律和現實情況，在立法時不過於激進也是一種法治能力。（來源：渤海早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