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陝西東南部的旬陽縣，因一項“纏訪者進入縣志留惡名”的舉措，近日備受關注。即便旬陽縣在給出最新的回應，但這顯然不能說服所有的人。
一方面，通常而言，所謂“縣志”，指的是記錄一縣歷史、地理、風俗等的專書，記載之目的，在於真實以傳後世，“纏訪者”是否屬於縣志所應包含的內容，不免值得商榷；另一方面，法無授權皆禁止，作為一縣之政府，其實并無權力去要求在縣志中加入“纏訪者”的惡名，這不僅是對相關公民公然的羞辱，更可能造成系列的負面效應。
提及應對“纏訪者”的方式，我們并不陌生。地方政府攔訪、截訪，類似消息經常出現在報道中。不同於這些強力手段，“將纏訪者寫入縣志”更多運用的，是某種道德軟約束的力量。把“纏訪者寫入縣志”，實際就是要把“纏訪者”在當地污名化，并將此種污名化固定下來。毫不誇張地說，這是近乎原始的返祖式應對。
信訪本是公民之合法權利，但一些地方政府的應對，為何越來越呈現出粗鄙化和原始化，乃至以一種明顯違法的方式而行之？我不大以為，在依法治國理念日益被強調的今天，出現該舉措的旬陽縣管理者真的不懂法。新聞中的一個細節是，“纏訪者進入縣志留惡名”的舉措，是在該縣的縣委全體會議上提出。在我看來，不憚於以縣委之名義而出台如此舉措，映射出的，更是某種基層信訪治理的困境，或者說是應對乏力。
當下而言，信訪排名已被取消，但伴隨著越級上訪不再被受理，基層的信訪壓力也可能增大，對應對信訪的能力要求也在提升。這要求地方政府必須以更大的魄力進行應對，但作為一種事實，信訪治理的能力并非短時間內可以形成。於是少數地方政府的應對愈加短視與功利化，困境因此形成，“將纏訪者寫入縣志”，亦具備了“必要性”。
人人都有自我救濟的權利，基層政府必須真誠地對待上訪訴求。可以想見，將纏訪者寫入縣志，只會愈加激化矛盾，形成治理的死循環。因此，正確的應對，只能是提升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依法對待每一起上訪糾紛，進而引導公民信法不信訪思維的形成。一則“將纏訪者寫入縣志”的新聞，只能說明，此種治理能力的提升還非常緩慢。（來源：華西都市報 作者：王聃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