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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高考熱”年勝一年，體制改革呼聲日益高漲。 |
2006年6月7日至９日，中國進行了恢復高考制度以來的第30次高考。較之往年，今年高考考生人數再創新高，且國家教育部通知控制高校擴招規模，導致了今年高考更加緊張，“高考熱”火上加油。今年首次出現的“裸考”說法及“全民高考”、“高考經濟”、“高考移民”等等議論令人目不暇接。冷靜面對“高考熱”，人們不難發現，儘管高考制度本身有種種弊端，但人們對高考的過分關注、過度重視，也有種種不理性行為的成因。本社匯選有關輿論，供讀者參考。（評論員：季 實）
一、擴招弊大於利 今年緊急刹車
日前，中國教育部發佈消息：今年國家下達的高校招生規模增長幅度不超過5％，並採取嚴格措施防範高校擅自擴招。隨即，眾多高校表示今年招生規模將與去年持平而不再擴招。轟轟烈烈進行了七年的高校擴招運動終於在今年放緩了腳步，引起廣泛關注。教育界人士認為，只有這樣，中國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健康軌道。（北京《工人日報》）
1、損害學術評判機制 影響民族發展潛力
大學擴招將原本的精英教育轉化成為大眾教育，雖有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目的，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周遠清認為，“擴招給高等教育帶來的壓力相當明顯，因為招生數量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增長跟不上規模發展，部分高校辦學條件不足，師資、儀器設備、實習場地、教室、宿舍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一些高校靠收學費來維持生存。目前，高等教育品質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高校教育觀、人才培養方式、教學內容和方法需要進一步轉變，高校教師隊伍水準亟待提高。”（海南《新世紀週刊》）
借擴招的東風，大陸高校紛紛借機創收，“教育產業化”之風也隨之大行其道。就在高校發展一味貪大求洋之際，大陸學術界卻並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學術評判機制。在目前高校師資評價標準上，科研成果的數量往往是第一位的，一些真正致力於教學或者可能有重大創新的基礎領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一些具有重大理論價值的基礎性創新需要付出數年、數十年甚至一生的精力與時間，但是目前大陸高校的學術評價機制過於重視短平快，使一些善於鑽營之輩榮譽加身。長此以往，必然影響民族發展的潛力。（泰國《亞洲時報》）
2、擴招破壞教育結構 扭曲教育資源配置
高校應不應該擴招，取決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對現階段中國來說，大學仍然屬於精英教育，能上大學的是少數人。因為目前普及教育比大學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重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起飛依靠的不是普及的大學教育，而是普及的基礎教育。這些國家在經濟起飛時，成人識字率(有基本讀寫能力的小學教育)已達70%以上。這種普及教育的水準使工業發展有了充分的後備軍，也使農村人口能較為順利地轉變為產業工人。（香港《東方日報》）
發展哪一種類型的教育是一個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在中國能用於教育的資源是十分有限的。中國的教育面臨的最迫切任務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準。全民族的文化水準主要不是依靠大學教育，而依靠普及教育。現實的狀況是，大學教育超速發展，號稱要成為世界名牌大學者，可以得到十幾億元的政府財政支持，而廣大的中小學，尤其是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中小學極為落後。大學超速發展擠佔了基礎教育經費，顯然是資源配置失誤。（香港《明報》）
教育資源配置還有一個標準是市場需求。如果大學畢業生都找到可以發揮自己才能，實現自身價值的工作，說明大學擴招並不錯。但現實的情況是，市場需要的不是大學生，而是技術工人。在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時，中專、技校畢業的學生相當搶手。其實經濟學家早就觀察到這種現象。曾獲諾獎的發展經濟學家路易斯，注意到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中技術工人最受歡迎，但大學生高不成、低不就，不僅找不到工作，還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早在50多年前就呼籲發展中國家要把更多教育資源用於普及教育。這種真知灼見至今也沒有過時。（浙江線上網）
3、學生深陷就業困境 “讀書無用”甚囂塵上
1999年起，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此後，中國從1999年擴招後的6年間，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上升到2005年的504萬，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然而，當擴招的大學生畢業後，國家在就業市場缺乏對大學生必要的就業保障弊端開始顯現。2006年各類高校畢業生的人數將高達413萬，與上年相比增幅達22%，而全國對於高校畢業生需求預計約為166.5萬人，比去年實際減少22%，這意味著，將有六成的應屆畢業生面臨崗位缺口。（北京人民網）
如今很多碩士、博士畢業後都在幹本科畢業生幹的活，這種學位貶值現象，對國家和學生個人來說，都是一種高投入、低產出的浪費。（北京新華網）
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學院副教授司平平以法律專業為例說，中國文革結束後恢復法律院系招生時，只有四所政法學院和北大、復旦等少數名牌大學的法律系，那時的畢業生人數，顯然遠遠無法滿足中國法制建設的需求。但今天，中國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幾乎所有大學都設有法律系，甚至連什么紡織學院、師範學院以及偏遠省份的地方專科學院，也都開辦了法學院。如今的法律專業畢業生人數之多，就連在上海這種對法律人才有著很高需求的大城市，本科畢業生都很難找工作，不僅公檢法一職難求（即使進區縣級公檢法機關，也都必須是碩士畢業生以上），而且其他類機關、企事業單位中與法律沾些邊兒的職位，也已都滿員。（英國《金融時報》）
通過讀書改變個人命運仍然是當前大陸農村孩子讀書的主要目的。大學擴招之後，農村孩子上大學的道路似乎寬廣了許多。但是，許多農村的孩子合全家之力，歷盡磨難，在他們終於大學畢業之際，卻不得不面臨再一次的失敗。這會進一步助長“讀書無用論”，許多農村孩子將選擇不進學校，直接進入勞動市場。這對於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提升無異是一大打擊。（湖南紅網）
二、高考加分制度 製造新的不公
1、加分制度變身“腐敗通道”
高考在即，“裸考”一詞流行起來。北京謝女士就是從兒子那裏知道這個新名詞的，她兒子班上近50人，有20多人能在高考中加20分。“我們這些剩下的只有‘裸考’了！”所謂“裸考”，就是什么加分都沒有、僅憑考試成績參與角逐！（北京《中國青年報》）
據教育部學生司介紹，按照國家規定，能夠在高考成績獲得加分的學生，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體現自然屬性的，如少數民族、歸僑、革命烈士的子女，這一類學生大約占考生總數的7％；另一類則是後天表現特別優秀的，像三好學生、國家二級運動員、在各項“奧賽”、小發明等競賽活動中獲獎的學生。除此之外，各省市及高校還有自己的加分“土政策”。對那些所謂“後天表現特別優秀的”學生在高考這樣一個激烈的競爭中予以加分，其合理性何在？20分的加分又是依據什么計算出來的？如果加分政策照顧了不該照顧的考生，出現魚目混珠的現象，考試的公正性、公平性又從何談起？（北京國際線上網）
越是優勢群體，比如三好學生、學生幹部等等，就越能得到加分的獎勵；而越是貧困生、殘疾考生，反而越是得不到保護，有些大學甚至拒錄殘疾考生。另有一些加分規則，則完全是對考生父母職業或其父母所做貢獻的一種補償和回報，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加分制”的初衷，把“加分制”當作了人情禮品，甚至異化成了父母身份榮耀和貢獻大、便用加分“封妻蔭子”的庸俗做法。（上海東方網）
“加分制”規則的不規範，導致“加分制”成了“腐敗通道”。對“加分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體現正義原則，實現教育公平。因此，加分制應向弱勢群體傾斜，而不是成為強者錦上添花的工具。（北京CCTV網）
2、高考加分不能因噎廢食
加分本身沒有過錯，但為了獲得加分而不擇手段，則使得原本正當的加分變了味。給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幹部加分，並不違反高考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考定終身。有些平時學習成績優秀的考生，未必能在高考中正常發揮；高考的“惟分數論”，也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考生的素質。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把學生平時的綜合表現，與考試分數相結合，全面考查一個考生。加分政策的一個好處是，降低高考風險以及降低平時優秀學生的高考風險。（北京中國網）
在目前高考仍然是選拔學生惟一途徑的情況下，給那些德智體全面發展、各方面素質較好、均衡發展的考生以一定的加分照顧，恰恰有利於彌補高考制度固有的缺陷，恰恰是在更高層次上體現了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也更符合實施素質教育的改革潮流。而在眾多考生中，獲得過較高級別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幹部稱號的考生，無疑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典型，給他們加分，也等於給在校學生樹立了榜樣，可以起到激勵和導向作用。（廣東南方網）
3、加分制度應由公眾制訂
為了保證加分公正，應建立各種層面的監控制度，如政府監督、社會監督、媒體監督，將享受加分照顧的考生向社會公示，接受各層面監督，嚴防被人摻雜使假；要建立和完善責任追究機制，一旦發現有人魚目混珠，要有有效的制度性處罰措施；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著不太如人意的條款，隨著形勢的變化，應該及時加以修改；由於高考加分涉及眾多考生的利益，不應該是一個部門關起門來制定，而是應該由全社會來討論，反映民眾的呼聲，代表民眾的利益，謹防被“集團利益”所利用。（北京《中國青年報》）
三、高考亂象紛紛 有待回歸本位
1、高考移民冒起 不能單純打壓
大陸恢復高考制度以來的第30次高考開始了。就在前兩天，華北油田等地100多名高考移民，被有關方面取消了在天津參加高考的資格。天津警方在談及遣返理由時，也說因為他們的藍印戶口是假的。倘若戶口是真的，那些孩子是否就可以在天津參加高考,而獲得比在原戶籍所在地更多的機會？
畢竟，相對于河北或某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或者西部內陸省份來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學生進入大學、甚至進入一流大學，總是相對容易得多。質疑由此而生——同樣的大學，同樣的學費，為何用不同的標準對待同樣的寒窗苦讀？（美國《僑報》）
不公平的高考政策是高考移民的基本成因。而讓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這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是憲法的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現代法治政府應履行的職責。
在高等教育階段，由於教育資源有限，無法讓所有求學者都接受高等教育，則只能強調保證求學者的機會均等。而中國現行的高考政策則不然，它無法保證全體求學者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儘管高考是高中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經關口，但卻沒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相反卻通過地域和戶籍等因素的限制，使考生之間的不平等合法化。
高中階段接受同規格的教育，面對同樣的高考試題，獲得同樣的分數，在教育品質相對較低、招生名額較為寬鬆的省份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甚至進入較好學校學習；而在教育品質相對較高、競爭較為激烈的省份則可能無法進入高等學校甚至只能進入一般或低層次的高等學校學習。而競爭激烈與否則完全由人為因素———不合理的高招指標分配來決定，這使得本質上平等的受教育權地域化、等級化和特權化。同時，由於現行政策造成的地域不平等，地方政府為了保障本地戶籍人員的高考特權，必須制定有利於本地考生的政策，排斥非戶籍人員來當地“分一杯羹”。（北京《法制日報》）
2、全民高考熱潮 應予適當冷卻
還沒進入6月，大陸媒體就迫不及待地開設了“高考”或者“關注高考”的欄目，每天刊發大量長篇累牘的關於高考的文章，從注意事項到經驗之談，從預測到警告，無所不包；電視臺更是把這當成了熱點中的熱點，每天的“天氣預報”變成了“高考天氣預報”，專家訪談更是滔滔不絕；各大新聞網站隨時報導高考動向，語文考試甫一結束，網站就以驚人的效率將全國各地的多個作文試題搬到了網上；各地政府部門推出多條措施為高考保駕護航。這些措施涵蓋交通、考試環境、食品衛生，等等。（北京中新網）
對於已經經過十餘載寒窗苦讀的考生們來說，高考當然是一個人生歷程的重要轉捩點，社會理應給予一定的關注，讓他們在這一轉折過程中轉得輕鬆順暢。但凡事都應該有一個度，像這樣每年在社會上掀起一場“全民高考”的風暴和熱潮，而且激烈程度有增無減，問題在於，如此關注高考和熱炒高考，這對社會、對考生究竟有沒有負面效應？（湖南紅網）
更重要的是，在這場持續升溫的“高考熱”中，處在熱潮中的主角們，也就是考生更容易感受到緊張的高考氛圍，他們中的一些也許本來並不怎么緊張，但身處其中，不由自主，考生們不可能不受這種氣氛的影響。所以，我們越是告訴他們不要緊張，就像對待平常的考試一樣，他們就越是緊張，就越是不把高考當作平常的考試。（北京人民網）
3、高考經濟升溫 已成消費黑洞
一年一度的高考，催生了一波熱似一波的“高考經濟”。高考自6月7日開始，每年這個時候都是“高考經濟”最紅火的時候，各種千奇百怪的“創意”也層出不窮。從考前購買高考資料、吸氧，到考中住賓館、吃套餐，再到考後的謝師宴、出門旅遊，總之五花八門，讓人應接不暇。（北京《中國經濟時報》）
然而，這僅是高考“經濟鏈”的微小一段。一位元高三教師對記者說，自學生上高三起，絕大多數學生家長就開始為輔導材料、上補習班、營養補品、保健品等林林總總的“備考項目”源源不斷地投資。粗略估算，除學生日常餐飲開支外，一個高三學生一年少則要花費萬元左右，多則要耗資四五萬元。（北京人民網）
望子成龍無可厚非，適當地給備考的孩子增加營養和心理輔導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此煞費周章地供子高考，則太過勞民傷財。更重要的是，高考“經濟鏈”火爆運轉下，受害最深的是考生本人。奢華的高考環境和無處不在的細微呵護，不但不會把他們塑造成真正的有用之才，反而會蠶食他們的獨立意志和抗挫折能力，導致他們形成奢靡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湖南紅網）
四、改革高考呼聲高 教育制度是本源
1、自主招生尚難推行 高考不能輕言取消
廈門大學高教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是反對廢除統一高考的學者之一。他指出，高考制度不但承擔著一定的選拔、教育功能，還肩負著維護社會公平與穩定的功能，而這些都是高考利弊多元的複雜性的表現。在支持高考的聲音中，絕大多數都考慮到這樣一個因素：高考至少在形式上是一個體現公平的剛性制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儘管“唯分取人”的機制未必合理，但出身貧寒的學子要的是一個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鯉魚躍龍門”的公正管道，所謂“素質教育”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奢談。（北京人民網）
正是因為高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功能，圍繞這項招生制度的改革舉步維艱。今年，復旦、上海交大進行自主招生，大多數人樂觀其成，但也不乏質疑之聲。有人擔心，沒有了類似高考的程式公平的招生制度，怎樣保證錄取過程沒有人為因素摻雜其中？怎樣確保招生的公平、公正、公開？（北京國際線上網）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撰文指出，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實行大學自主招生制度，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是大學自主招生。但是，實行這種制度的前提是大學應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政府不得隨意干預。而這一前提條件，是目前的中國大學所不具備的。（北京《人民日報》）
2、法大招生模式可取 有利促進教育公平
為促進教育公平，中國政法大學對2006年的招生制度實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計畫首次按人口比例劃分。對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許章潤認為，政法大學的改革是可取的，教育作為培養人才、傳承文明、探索繁榮的必經之路，應該面向全體公民。（北京新華網）
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導師周洪宇認為，近年來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特別是進入“985”工程的重點高校在所在地名額投放比例過高。比如，河南的總人口數是北京的8倍多，考生總數是北京的７倍，而北大、清華在北京的錄取名額投放數卻分別是河南的4.5倍和4.9倍；山東的總人口數是上海的近７倍，考生總數是上海的6.5倍，而復旦大學在上海的錄取名額投放數卻是山東的22倍多。長期關注教育公平問題的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楊東平教授認為，中國政法大學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標是一次有益的嘗試。（北京《人民日報》）
3、改革須先“正本清源” 重新審定高考功能
高考改革必須正本清源。高考僅僅是高校為招生選拔而設置的測試，但長期以來，人們將它與檢查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學習水準考核混在一起，強調這兩種考試的統一兼顧。所謂“一考定終身”，“一考”既管高中，又管高校。有了這樣的思維定勢，高考改革就始終處於左右為難的困境之中。（湖南紅網）
有關當局應重新審定高考的功能，將高中畢業考核與高校招生考試兩種功能的考試區分開來。要知道，目前高考考生知識結構複雜，立足于應屆高中教育來制定高考標準，對高校來說是不公平的。其次，目前高考的品種很多，除了政府統一出題的考試科目外，高校自己還組織優秀生選拔考試、自主招生考試、保送生選拔考試等等，這些考試的內容、形式與深度都有很大差異，與高中教育並無密切聯繫。再從人才的選拔機制來看，用高中幾門課程的成績來判斷考生的發展潛力，也是不可靠的。同時，高考功能的複雜化，影響了管理與改革的效果，使得高中、高校與政府之間的職責關係模糊，管理難以規範，制約了人才選拔的有效性。（北京國際線上網）
大陸還應以法規形式對高考的性質、功能做出規定，明確高校招生考試與高中畢業考核的基本關係，高中獨立設置畢業考核或能力鑒定，高校獨立設置自主招生選拔的方案。（上海東方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