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調研論證，各有關方面對廢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經形成共識，啓動廢止工作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有關方面適時提出相關議案，廢止收容教育制度。”12月24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向外界披露上述動向。這意味著，繼廢除收容遣送、勞動教養制度後，中國另一項極具爭議的、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也將退出歷史舞台。
在大陸媒體的描述中，收容遣送、勞動教養、收容教育被稱為“法外之法三姐妹”。三者共同點在於，司法機構可不經過律師辯護，不經過公開開庭，不經過法院判決，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雖然這三種制度誕生都有其特有時代背景，并在違法和輕罪行為的矯正上發揮過一定作用，但是這種用來懲治公民不良行為的“約束之策“自身卻缺乏有效的約束，極易被利用、濫用，淪為個人謀私利的工具，產生危害公民權益的副作用。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因孫志剛之死被新聞媒體曝光，該制度成為嚴重威脅民衆安全的強制懲罰性措施；而勞動教養制度被詬病為“一個大籮筐，什麼需要都往裡裝”，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將上訪人員作為勞教的重點，以實現地方“維穩”；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甚至成為權力尋租工具，還有報道稱，為償還交罰金所欠債務，性工作者在釋放後往往迅速重操舊業，這與收容教育的初衷完全背離。
在中國逐步走向法治文明的當下，這些舊制度顯然已脫節於時代，但正是因為捆綁了種種利益，使得其總是在法律縫隙中尋求“合理性”，避免被淘汰。
唯有公民權利的持續伸張、社會法治意識的不斷覺醒，才能打破制度慣性，讓法治建設進入良性軌道。
從孫志剛事件終結了收容遣送歷史，到69名教授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迎來了勞教制度廢除，再到此次由最高立法機構主動建議有關方面提出廢除收容教育制度，政府態度的轉變顯示出中國法治環境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更有利於實現全社會範圍內的良法良治。
當然，作為曾經司法體系的隱蔽一環，這些不受約束的“法外之法”退出後，必然需要科學的“法內之法”去補缺，避免出現另類變種、法律真空，真正讓公民合法權益有保障。（來源：美國《僑報》 作者：鐘海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