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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曾稱情人不止20個 不可能一夫一妻

http://www.CRNTT.com   2014-09-29 10:25:02

問：但從頭里說，1979年之後到80年代初期，算是人生的小高潮吧。 　　答：那時候人們有一個想改變的衝動，我們這批作家都是那時候衝出來的。 　　問：可是你43歲才出牢房，沒有錢，沒有老婆，沒有關係，那會兒怎麼走第一步？就想著出來就要寫小說嗎？ 　　答：沒有。年齡有不饒人的地方，特別是體力勞動。我20多歲當然不說了，我第二次出勞改隊，1968年，32歲，那時候糧食基本上可以飽腹了。你不知道我勞動力有多強，背8袋洋面，每一袋50斤，而且是上三層樓的跳台。我挖渠挖溝總是第一個完成。那時候我的確膀大腰圓，因為我什麼都吃，人在特別饑餓時，吸收營養的能力特別強，吃草都能夠胖起來。但是，到了40歲，我明顯感覺到我幹不過20多歲的人了。40歲的時候是1976年，我還沒出來呢，可是毛澤東死了，我就知道中國要改變了。 　　問：有預感？ 　　答：太有預感了。我勞動力又不那麼強，恰恰那個時候華國鋒還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我想，我不是研究《資本論》嘛，我就開始寫政治經濟學論文，分析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主義按勞分配。 　　問：那時候犯人可以寫這些嗎？ 　　答：1976年我已經算是管制分子，算是戴了兩頂帽子的農業工人。我傻得很透，弄經濟學論文，給《紅旗》雜誌投稿。《紅旗》不都是約稿嘛，指定誰寫，哪能接受群眾來稿。我投了好幾篇，自己覺得很有見地，但都被退了回來。 　　我有一個老朋友叫葉正剛，他後來當了寧夏回族自治區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兩次勞改他都跟我在一起，那是1977年，他已經在銀川市恢復工作了。他跑來說，張賢亮，你怎麼這麼傻，中國哪有政治經濟學？中國只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他說你不是過去寫詩的嗎，你寫一點詩歌投到報紙上，只要你寫得好，他們已經不去調查你成分了。 　　問：1957年寫《大風歌》，給你惹來多少麻煩啊，還敢寫？ 　　答：找出路嘛。他說，人家看你還能寫幾筆，說不定可以到農場中學當教員。我說好，就開始寫詩，寫張志新，可是我寫的詩已經沒有詩情了，寫詩得有赤子之心。我就隨便寫了一篇小說，投到寧夏的雜誌，頭版就登出來了。我說這也叫小說啊，這也叫小說的話，我還能寫，我就繼續寫。這樣連續發表了三篇小說以後，引起了寧夏黨委的注意。有個二把手，是管意識形態的，他說寫得好，然後就調查我，知道我有反革命分子和右派這兩個帽子在一起。他後來說，不對，這個人還是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去調查調查。這一下是五個部門——我原來所在的單位甘肅省文化黨校、我現在所在的單位就是亞湖農場、銀川市公安局、銀川市檢察院、銀川市法院——五個單位組成了調查組。一翻我的案子，發現所謂反革命以及右派，都是因為我寫的紅歌。1979年，我平反了，在我投稿的那家雜誌社落實工作。 　　1980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給我打電話，要改編我的一篇小說，叫《吉普賽人》。跑到北京，鄉巴佬就進城了。我上一次回北京是1968年，我在《習慣死亡》里寫到了我回來見媽媽的結局。這一次來北京，是參加電影研究的學習。那時候，李陀和謝鐵驪都給我們講過課，一天看四場內部電影，包括卓別林的，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當時我有一種使命感，非要把我經歷的這一段記錄下來不可。特別是我們民族不可遺忘的那一段歷史，我們民族不能再走這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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