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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中評社如何應對“後真相”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21-05-12 00:02:42

3.中評社要懂得與掌握迴避回聲室效應的固化群體思維，不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根據MBA智庫的介紹：回聲室效應由心理學家凱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回聲室效應”更側重在網絡技術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在無形中給人們打造出一個封閉的、高度同質化的“回聲室”。回聲室效應的形成原因是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各種網絡社交媒體的不斷湧現與發展，讓網絡空間的回聲室效應愈發凸顯。因為部分商業網站會根據搜尋結果提供類似的信息資料，所以人們在選擇信息來源時，就已經進行了信息的過濾，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們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與意見的圈子裡，而不同的圈子之間是相互隔絕甚至對立，從而導致形成“回聲室效應”。我認為，回聲室效應就是“後真相”時代的傳播效應。中評社堅持做一個大眾化的新聞媒體，要有廣泛傳播的能力，絕對不能把自己的傳播能力局限在一個“回聲室”中。此外還有類似的信息繭房、過濾氣泡、群體極化、網絡巴爾幹化等等，都是要慎防的負面效應。 　　4.中評社要關注與研究“後真相”時代的新聞生態，知己知彼，才能利己。專家指出：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分析，“後真相”與社交媒體平台的興起有直接關聯。如今，此類媒體已經取代傳統主流媒體成為歐美國家民眾主要的新聞來源。在現代主義興盛的時代，客觀事實是新聞報道的生命，這也是西方“客觀新聞學”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後真相”卻印證了新聞事實紐帶的斷裂。在眾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事實經過無數次再闡釋甚至是故意扭曲與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聞報道的核心，而是讓位於情感、觀點與立場。總而言之，多元化、多樣性、差異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確定性等成了新媒體傳播的特徵，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正在被改變。“後真相”對社會凝聚力和價值觀的衝擊值得我們深思。⑩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的改變，對東方的、尤其對台灣、港澳的新聞輿論生態又會有如何改變性的影響？這是中評社要面對與思考的時代課題。 　　5.中評社要運用大數據的武器，去迎戰“後真相”時代。“後真相”時代的克星應該是大數據，大數據分析是還原真相的利器。“後真相”源自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能夠無距離接觸和瞭解、解構的，也衹有同樣來自互聯網的大數據。 　　專家指出：在治理虛假新聞的諸多方案中，大數據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作為一種巨量數據的集合，數據龐大、數字化、有規律可循是大數據的關鍵所在。大數據技術可以快捷地對新聞信息進行驗證。網絡傳播時代，海量的信息已無法全部採用人工方式進行內容真實性的核實，因此，由傳播技術進步帶來的海量信息生產導致的大量失實信息的產生，也必須藉助技術的進步來解決。如前所述，大數據技術也許很難發現虛假新聞產生的原因，但可以發現相關關係。例如，可以通過大數據的發掘整理，發現何人、何事、何種體裁、何種狀態，會較多地產生虛假新聞，然後在類似場景出現時，予以警示甚至干預。研究者的調查表明，西方一些藉助大數據進行的新聞自動核查技術，重點對用戶特徵（包括個人級別特徵和組織級別特徵）、新聞特徵（包括文本特徵和傳播特徵）和網絡關係（包括用戶關係網、事件關係網和傳播路徑網）這三個要素進行自動查驗。這三個要素實際上是網絡傳播中的三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和傳播關係。具體而言，即基於大數據的自動核查技術對監控網絡平台和媒體中的各種形式的公共話語——包括新聞報道、演講、評論、辯論等內容進行核查。這個過程需要在語言處理和機器人學習的基礎上，由資深媒體人、傳媒研究專家、語言學家、法學家、計算機工程師等共同參與核查、比對，從而得出相關可疑信息真實與否的結論。⑪這樣的論證，與中評社的實踐有比較一致的結果。中評社並不是一心要做核實新聞真與假的機構，而是要運用大數據來觀察“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以跨越“後真相”帶來的輿論場誤區。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在對付“後真相”方面，國際社會在觀念上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技術並非絕對中立，算法同樣可以被賦予新聞倫理和價值觀，將會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我們要相信，“後真相”時代在全球齊心合力遏制下，一定會有大幅度褪去亂能的時候。中評社堅持初衷不動搖，亂雲飛渡，我自巍然不動，就是最好的應對“後真相”時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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