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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中評社如何應對“後真相”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21-05-12 00:02:42

直到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上台兩大事件促使“後真相”一詞迅速走紅，使用頻度增長了2000%，而特朗普被認為是“後真相”時代的代表性人物，雖然他經常攻擊一些主流媒體報道“假新聞”，但似乎他本人也並不在意什麼是真實的，他的選民也不在意(張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詞典》將“post-truth”評為英語世界其年度熱詞，揭示了社交媒體時代情感比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現象。對此，牛津詞典總裁卡斯帕·格拉思沃爾解釋道，過去的2016年被極具爭議性的政治和社會輿論主導，“後真相”當選2016年度熱詞並不意外。經由《牛津詞典》熱詞評選的發酵與推波助瀾，“後真相”迅速成為熱點議題。圍繞“後真相”現象，域外學術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選舉中的公共輿論、社交媒體、新聞倫理等方面。亞當·庫哈爾斯基(Adam Kucharski)通過分析社交媒體的技術特點發現，“後真相”時代的虛假新聞和“回音室”效應有關(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萊文(Meredith Levine)主張藉鑒心理學通行的“金水法則”來規範“後真相”時代的新聞倫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與羅素·曼尼恩(Ewen Speed & Russell Mannion，2017)視“後真相”為民粹主義運動，指出“後真相”政治嘗試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喉舌，通過製造“假新聞”來煽動恐懼和仇恨的“他者”(Speed & Mannion，2017)；曼紐爾·阿里亞斯-馬爾多納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網絡本身就是一種情感驅動的平台，促進人們建構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變了政治行動者和公民的相互聯繫(Arias-Maldonado，2017)。①由此可見，“後真相”的出現，驚動了西方，也驚動了東方，已經成為全球政界、學界及傳媒界不能不面對的棘手問題。 　　還有專家分析指出：“後真相”一詞原本用來形容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指的是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影響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人們衹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在2016年以後，有西方學者提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真相”已經衰落，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西方社會已進入“後真相時代”。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他們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議題，由此放大和強化某種情緒或偏見。② 　　從上述介紹來看，“後真相”不算是正面的詞彙，其中突出的負面內涵在於：其一，與假新聞緊密連接。其二，與情緒化緊密連接。其三，與去真相化緊密連接。“後真相”從概念到實踐，再到代表人物特朗普的出現，最終完成了影響政治、顛覆政權的輿論力量的轉型。這個時候，任何無視“後真相”的結構與作用者，都是非常不智的。“後真相”時代的降臨，更會導致社交媒體的無序與傳統媒體的無力，真相或者會永遠退出新聞傳播，如是，“後真相”則為人類社會的巨大禍害。 　　2.“後真相”時代強烈的衝擊導致受眾心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有專家分析指出：“後真相”時代下新聞信息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在這個時代下，廣大公眾還是願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對事實真相的追求卻不像以往那麼執著，公眾更願意相信和追尋那些在情感及立場上能夠引發其共鳴的事件。而很多新聞也開始側重對公眾情緒的引導，更加注重新聞的故事化。廣大民眾愈發地感覺到，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誰來說。大家衹支持與自己意見、情感和態度相一致的觀點。人們開始更關注某件事件的立場和觀點，事實真相就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在對事實進行拆分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小部分事實帶來的情感足夠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同時也能左右我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部分事實的發展對人們獲取信息形成干擾，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催生謠言的興起和泛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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