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114萬市民劃分為A、B、C、D四級信用等級，A級可以享受一些優待，D級則會處處受限——這就是江蘇睢寧縣探索了4年的社會信用體系。新華社的最新報道展示了這套系統的運行現狀：好處是在總體上體現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治理效果，“社會的風氣也有很大好轉”；爭議則在於三六九等的劃分影響了公民權利，有“良民證”的嫌疑。
運轉良好且有約束力的社會信用系統，一定意義上講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也是中國公共治理的理想，睢寧的探索其實就表達了這個理想。遺憾的是，建構這個系統所需要的多個支點，比如良好的法制環境、成熟的社會自治、明確的公權與私權關係、群己關係，都是目前中國社會所欠缺的，睢寧的尷尬也正是這種欠缺的體現。
作為一個政府主導、政府評價的信用系統，睢寧的信用評級最大的特征就是混合性。減分項既有“闖紅燈”“拖欠信用卡”等一般意義上的信用評價，也有上訪、鬧訪、告狀、“圍堵衝擊黨政機關”等帶有維穩性質的條款；獎勵措施既有就業、低保、資質審核等社會權益的優待，也有入黨、提幹優先等政治性待遇。將維穩與信用評價結合起來，將政治待遇與公共權益結合起來，這等於在睢寧的社會信用系統上打上了“中國式”標記，讓人們很難以單純的眼光看待它。
曾有報道說睢寧的征信系統借鑒了美國的FICO信用分制度，但顯然經過了本土化改造。其實，從系統運行4年的反饋中可以明顯看出，起到了移風易俗作用的只是這個借鑒的部分，而廣受詬病的恰恰是這個“改造”。這也意味著，要讓睢寧模式擺脫四不像的尷尬，需要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做一個清晰的切割，在“現代社會信用系統”和“傳統的政府治理”兩套邏輯間做一個拆分。
一方面，信用打分權力應交給第三方評估單位或公共機構，政府不再扮演主導者和組織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評分內容也應回歸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信用範圍。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政府的維穩意志不應該由這個系統貫徹，而體制內晉升、獎勵規則更不該擴大到整個社會範圍內。
面對新華社記者的採訪，睢寧縣方面將現在的困難歸結為“小環境與大環境脫節”“沒有更高層面的制度保障”。實際上，更高層面的建議不是沒有，兩年前全國兩會就有政協委員提出要建公民誠信檔案，結果遭遇了民間輿論一邊倒的倒彩，原因就在於有維穩、道德綁架、鉗制民口之可能。現在看來，相比起誠信體系覆蓋的“規模性”，其單純性、純粹性恐怕要更重要；相比起建立更高層級的信用管理平台，政府弄清楚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更重要。
睢寧曾為政府主導的誠信體制付出過巨大心血，現在不妨試著在“去政府化”上做更多努力，這更有勇氣也更有意義。（時間：6月20日 來源：京華時報 作者：劉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