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太拓 吉林 學生
據新華社報道，富士康集團27日清晨發生一起員工自殺未遂事件，這是富士康今年以來發生的第13起員工自殺事件，共造成10死3傷。上一起自殺事件發生在26日23時。
史鐵生說，“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但是，當我們目睹了富士康的悲劇之後，我們被這些鮮活的生命震撼了。是什麼讓他們失去了對生活的信心？又是什麼讓他們有了自殺的勇氣呢？
在我們對這些逝去的年輕生命扼腕惋惜的時候，我們的社會也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神奇的中國製造創造出了世界經濟的神話，當中國開始自覺遵守市場運行規律的時候，富士康的悲劇卻接連的發生著。於是，有些人不免產生這樣的質疑，富士康的悲劇到底源自何處？是血汗工廠的高壓和剝削，還是員工的自身心態出了問題？
富士康事件引起了諸多專家教授的關注，有人認為富士康的悲劇源自苛刻的管理體制，有人認為富士康悲劇是源自員工對生活希望的破滅，還有一些激進的人認為是萬惡的資本家殘害了這些年輕工人，因此要嚴肅處理郭台銘這樣的剝削者，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進行社會革命重建工人階級的政權。
富士康的悲劇，工廠的領導者必須承擔責任，政府部門也難辭其咎，廠方工會也應積極履行職責。然而，在接連發生的跳樓悲劇中，無論是廠方領導還是當地政府，面對著接連不斷的員工自殺事件，他們都顯得無能為力。加強心理咨詢也好，設立員工發洩室也罷，這些從國外學來的辦法似乎無法阻止前僕後繼的跳樓者。
“富士康”，一夜之間就成了“血汗工廠”的代名詞，許多知名的作家也紛紛發文悼念那些年輕的生命，譴責富士康血汗工廠的殘忍。但當我們冷靜下來，仔細分析事件本身，我們會發現每位跳樓者選擇輕生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是在他們身上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生活信仰的群體迷失。
從死亡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選擇自殺的員工都是一些“80後”、“90後”的農民工。他們普遍入職時間不長，進廠最長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如果說只是因為工資待遇問題讓他們選擇了以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恐怕很難讓人信服。同樣是電子工廠，柳江（現任富士康員工）每個月在富士康可以拿到1700元左右，原來在東莞那個企業只能拿到1300元。而且富士康的員工連衣服都不用自己洗。客觀的說，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工人的工資的確少得可憐，我個人也認為很有必要提高員工的待遇。但是單就富士康事件而言，員工的輕生與過低的工資待遇並不必然的關聯。否則，那麼待遇比富士康還要差的眾多工廠就可以直接改行做殯儀館了。
背負著對幸福生活的期望，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作為“窮二代”的農民工背起行囊走進了這個陌生的城市。在這個並不屬於自己的城市里，一切都是陌生的，繁華的都市似乎從未在意過他們的存在，外面的燈紅酒綠也和他們毫無關係，唯一的消遣僅僅是廠外的幾家網吧，或者只有在虛擬的世界中他們的靈魂才能得到暫時的寄托。他們的生活僅僅是上班、吃飯、睡覺，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生活，美麗的女孩只能存在於他們的夢裡，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美女的女孩通常都是依偎在富二代的懷裡，或者是躺在富豪的寶馬車裡哭泣，抑或是留在天上人間的包房供高官們享樂。他們抱怨社會的現實，討厭城市的冷漠，卻又不願回到貧窮的農村，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他們喪失了對生活的期望，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們這樣一個道理：“比死亡還要痛苦的事情，是活著”。
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無論是才華橫溢的大學生還是意氣風發的農民工，都難免要經歷一些挫折，一帆風順的生活僅僅是一種理想。就連比爾蓋茨、李嘉誠這樣的成功人士也都經歷過或經歷著一系列的挑戰和挫折。“孤獨感”並不是農民工和窮二代的特權，縱然是富可敵國的商業巨子，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也不免產生孤獨和困惑。其實，孤獨只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種宿命，當你無法改變社會的時候，嘗試著改變一下你自己，換一種心情，世界大不一樣。
活著，是一件比死亡更需要勇氣的事情。殘酷的社會現實、巨大的貧富差距，讓這些來自農村的“窮二代”對喪失了對生活的信仰。有專家認為這是社會轉型的必然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失敗。還有一些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老同志指出，在毛澤東時代只有工人批鬥死資本家，沒有資本家逼死工人的，所以應該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鏟除一切反革命力量。
其實，在中國自殺率最高的群體往往不是農民工。在中國的大學里，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痴情男女因為感情的挫折而選擇了輕生；在落後的農村，沒有人權的中國婦女在不堪重壓之後也會選擇輕生；在風雲變幻的股市，很多大戶因為股市的崩盤而選擇輕生。。。。。。自殺現象不僅與複雜的社會環境有關，而且和社會個體的心態密不可分。我們發現富士康事件中輕生的大多是涉世不深的年輕人，而很少有年長或者工齡較長的員工。而且，如果論工作的辛苦程度和待遇的高低，中國最應該自殺的是那些藏身於山西小煤礦的工人，他們的生活可以用這樣的一句話概括，“吃著陽間的飯，幹著陰間的活。”
自殺問題不僅僅困擾著發展中的中國，而且對於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強國而言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的資本主義大國企圖通過提高員工待遇、改善社會福利等方式來降低自殺率，強大的美國公會甚至通過遊行為汽車工人爭取到了在生產線上抽煙的權利，但這些舉措對於那些失去對生活信仰的人來說毫無作用。
富士康的連跳事件從根本上是一種群體的信仰迷失，但從現實角度而言，也是媒體導向造成的一種悲劇。這就像新聞聯播報道歹徒襲擊幼兒園報復社會後，很多對貪官仇視的歹徒會選擇高幹子弟幼兒園作為報復對象一樣，因為我們的新聞給這些罪犯提供了最佳理想的作案思路。所以說，富士康的悲劇是一種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體，媒體的錯誤導向、社會群體的意淫也是造成他們悲劇的一種重要原因。
面對富士康的悲劇，我們真的無能為力嗎？簡單的心理咨詢是很難喚起工人們對生活的希望的。這時有人建議，我們應該重新確立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用階級鬥爭的方式恢復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地位。其實，這樣的想法是很可笑的。就算你殺光了郭台銘一樣的資本家，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同時同步的富裕起來；就算你處理了任志強，中國也不可能人手一套房。在問題面前，總有些朋友通常喜歡採用一種極端的思維方式去處理問題。
我相信，經歷過文革的前輩一定不會選擇輕生的，因為能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而是一種對生活的信仰。《活著》中有一句名言：小雞長大變成小鴨，小鴨長大變成小鵝，小鵝長大變成小豬，小豬長大變成小羊，小羊變成牛的時候，共 產主義就實現了。我們的先輩們就是憑借著這種虔誠的信仰挺過了階級鬥爭帶來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磨難，而經歷過思想解放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前輩們的信仰僅僅是一個美好的空想。多元化的世界，必然帶來多元化的思想，我們不可能回到“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空想時代了，開放的中國必然需要開放的信仰。
《活著》告訴我們，生命中其實是沒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著，靜靜地活著。或者，你的人生充滿了種種不幸。但是，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珍視生命不僅僅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而且也是你對父母和家庭的一種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