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連生存權利也消失了”的，是作家王實昧。偉大領袖主導下的革命文藝，讓人撕毀人性，翻臉如翻書，冷酷無情去鬥爭，不管是面對曾經同志、朋友還是夫妻。當年延安文藝家熱血沸騰，紛紛以革命的黨性換了自己的人性。著名作家、詩人何其芳拋棄舊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一生追隨革命，但最後逃不過文革，被打成了“走資派”。丁玲是延安文藝家中最早脫穎而出的少數幾個，在揭批王實昧鬥爭中不惜與仗義直言的蕭軍翻臉，暫時成了一名“毛澤東的文藝戰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嘗料到，十多年後她也跌入幾乎和王實味一樣悲慘的深淵。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丁玲沒被剝奪生存權，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被關押秦城，歷盡磨難。延安時期追隨革命的文藝家們，在“文革”中絕大多數都遭受了不堪回首的人生厄運，甚至不少文藝家“連生存權利也消失了”。
當年，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還是有胸襟鼓勵文藝家自由放炮的。蕭軍是個剛直而狂放的作家，毛澤東鼓動的話語使他激情澎湃。他袖子一挽，開了頭炮：“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蕭軍講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為：馬恩列斯毛），說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組織指揮。胡喬木聞此猛地站起來，駁斥蕭軍說：“文藝需要黨的組織，共產黨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動。魯迅當年沒有受組織領導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會後，毛澤東請胡喬木、蕭軍到他那裡吃飯，挺客氣。但建國後，毛澤東寬廣胸襟不再，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因當面批評毛澤東而獲罪，吃盡苦頭。毛澤東1957年發起“反右運動”，把大量響應黨的號召而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統統打成“右派”，一個個墜入了命運深淵。蕭軍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長期遭到關押。寫出了《紅岩》的羅廣斌，在渣滓洞沒有被國民黨酷刑打倒，卻在文革中被迫自殺。在革命領袖的掌心裡，文藝家們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
回顧世界近現代歷史，國家領導出面做藝術家輔導老師的，只有納粹德國，前蘇聯、東歐，朝鮮和中國等少數國家。偉大領袖指點之下，文藝家往往冤魂遍地。在逼仄政治氛圍下，文藝家只能面臨三種選擇：一、跟隨權杖起舞，頌聖成為主流；二、逃避現實，顧左右而言他，最常見是風花雪月，娛樂化，形式主義。另有一種選擇，就是抱持藝術家風骨，直面現實，幹預社會，抨擊專制體制，反抗權勢集團。但這樣的藝術家，便成了一種冒險職業，輕則失去自由，禁止發表作品，遭到監視囚禁流放，重則“連生存權利也消失了”。蘇聯斯大林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對大批文藝家進行殘酷迫害。蘇聯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在肅反中自殺，在遺書中寫道：“優秀的文學家在當權者罪惡的縱容下，或被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歷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以想到。”被斯大林處決的蘇共最大理論家布哈林，在被捕前悲憤欲絕寫了一封《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絕命信，請求他的妻子把這封信熟背記住。布哈林在信中高呼：“我向你們，未來一代黨的領導者們呼籲！你們的歷史使命，是有責任去解開一團可怕的各種罪行的亂麻。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裡，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樣燃燒，摧毀著黨，摧毀了國家。”
“文革”時期的中國文藝家遭遇，和蘇聯無異。中國是一個有著二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其披覆之深廣，致使“文革”結束後多年，仍出現“封建主義殘餘”。自秦以後，行郡縣制而非分封制，即所謂“百代都行秦政制”。從本質上說，中國“封建主義”應為“專制主義”，從來只有皇帝“一個人的自由”。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中國式文字獄的一個原型。文人命運多舛，明清之後，所受迫害更劇。及至國民黨以黨治國，把蘇俄和德國現代管理的嚴密性和本土帝制時代人治的隨意性結合起來，建立書報審查制度，對文藝家創作實行高度控制。但是民國文化統治政策，雖然“吟罷低眉無寫處”，但也不至於偉大領袖揮手下“全國山河一片紅”那麼嚴酷，不然也產生不了魯迅，產生不了那些民國文化大師，產生不了那些民國獨立報人，產生不了那些左翼作家，更產生不了延安文學。
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運動頻繁，知識分子被定為思想改造和批鬥對象，“文革”期間發展到極端，一夜之間，許多學者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文藝家成為“牛鬼蛇神”，被抄家批鬥，關進“牛棚”，下放“幹校”，被迫放棄寫作，甚至“連生存權利也消失”。整個“文革”期間，只剩“一個作家和八部戲”，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刊物停刊，書店一度只有“紅寶書”赫然在架。這是一個領袖指點革命文學“為人民服務”的鼎盛時期，整個國家儼然成了“東方瘋人院”。十三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55萬右派脫帽，知識分子加冕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感恩戴德，堪稱“大團圓”。當時知識界、文藝界有“第二次解放”之說，可見先前對人們思想的禁錮之深，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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