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藝術家趙丹在“文革”期間，深受殘酷迫害，被囚禁達5年之久。臨終前，他留下著名遺言：“黨管文藝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陳雲聞此淡淡說了一句：“（趙丹）臨死還放了個屁。”
經歷了革命血雨腥風，經歷了“三反五反”摧殘，經歷了史無前例“文革”，經歷了被驅逐的“第二種忠誠”，經歷了一個個有獨立思想和風骨的文藝家被失蹤、被打擊，而今，中國文藝家們還有幾個擁有魯迅那樣的風骨？還有誰像蕭軍那樣敢面對領袖桀驁不馴？還有誰像梁漱溟那樣敢面對領袖嚴詞批評？自由是知識分子的命根，風骨是知識分子的魂魄。床底下的花草，怎能自由生長，迎風搖弋，怎能姹紫嫣紅，春色滿園？藝術家若無自由，何來創作活力？若無風骨，談何守望正義？
高壓政治讓中國文藝家們如履薄冰。一貫逼仄的政治環境，壓抑、扼殺了中國文藝家的創造力，而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則催生了一批文藝肥豬，中國文藝難以誕生世界級大師。那些奉旨而作的文藝家們，有多少作品經得起歷史檢視，有多少作品在世界上產生了影響？張藝謀電影走向了世界，是他的鏡頭生動觸及了中國普通人的人性。共產黨員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他的作品把高密東北鄉小人物安放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這些作品，和革命，和黨性，和“為人民服務”口號，和主旋律，沒有一毛錢關系。
在莫言獲獎前，中國人一直有十分糾結的諾貝爾獎情結。不管中國人怎樣捉急火燎，諾貝爾文學獎依然只頒給人性，而不頒給黨性。但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家就無緣諾獎。社會主義國家的良知作家，諾獎一樣青睞。南斯拉夫作家安德裡奇的長篇小說《橋》獲得過諾獎，前蘇聯詩人蒲寧、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獲得過諾獎，中國移民法國的作家高行健早在2000年就獲得了諾獎。一個國家的作家，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的思考，沒有獨立的智慧，沒有悲憫情懷，沒有普世價值，沒有人類的夢想精神，而是充滿階級鬥爭的反人類思想，怎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呢？
莫言在東亞文學論壇上的演講中，立場鮮明地說：“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其實擔當著重大責任，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責任。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人們，尤其是那些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了財富和權勢的富貴者們，他們是罪人，神靈是不會保佑他們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虛偽的政治家們，所謂的國家利益并不是至高無上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莫言在這次座談會上，一直莫言。不為權力抬轎子，不做權力的奴隸，與權力保持距離，這是諾獎作家、藝術大師應有的風骨。
我讀過高行健許多作品。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過他的中篇小說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很多精彩片段，至今記憶猶新。他的無場次話劇《絕對信號》被譽為中國新戲劇的開山之作。他是黃皮膚黑眼睛的華人中，第一個獲得諾獎的中文作家，但也是當局一直避諱、不願宣傳的諾獎作家。瑞典科學院對高行健作如下評價：“具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辟了新的道路”。他深信文學是純粹的，而且具有藝術的尊嚴。他一直以此為寫作的原則，練出一種“冷的文學”。什麼是“冷的文學”？它只屬於個人，抽離而非政治化，逃避口號式的喧囂，文氣卻又沛然洋溢紙上。高行健深刻地說：“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其所以轟動，不幸全在於政治的需要，或受攻擊，或被捧場，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一個靶子，以至於喪失了文學的本性。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衆或政治勢力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者需要制造幾個敵人來轉移民衆的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為一種犧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暈了的作家竟也以為當祭品是一種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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