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自覺不自覺中成為“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一個靶子”的作家、藝術家，中國過去不勝枚數，現在也大有人在。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把全民族的知識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說都卷了進去，迫使作家們、藝術家不是充當鬥士，便是無以維生，貧困潦倒。中國老一輩文藝家無一不打上這樣深深的政治烙印。中國文藝家的問題，不是出在才華上，而是出在價值觀上。文藝家是揣摩權力意圖，為政治需要而寫；還是堅守人類公平正義，為每個鮮活的生命而寫？
2014京城文藝蟠桃大會，在一片歌頌和激動淚水中落幕了。如果要我談學習心得，我心裡忐忑。領袖講話，公民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嗎？書架上蒼白封面的《憲法》告訴我，第35條頂你。可我還是忐忑，當年連國家主席的命都保不住，現在連“憲政”兩字都不敢提，憲法35條算老幾呀？但如果非要像當年毛澤東鼓勵蕭軍一樣，鼓勵我談一談，那我也袖子一挽開個炮，放六響：1、和延安那次一樣，不過這次只有領袖指點、文藝家應和，沒有蕭軍和胡喬木那樣面紅耳赤的自由爭論；2、人民是符號，背後依然是專政；3、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也不能當權力應聲蟲；4、沒有自由的時代，湧現文化肥豬，逼出異見分子，難以產生大師；5、胡耀邦在1980年代曾代表黨中央表態今後不再幹預文藝，倒退了。黨管文藝，文藝就淪為工具。6、文藝要有經濟效益，更要有社會效益，但社會效益之上是人類良知；缺失人類悲憫情懷的文藝家，永遠成不了大師。缺失普世價值的文藝，只能是內鬥式、自慰式、假裝高潮式的“家裡蹲文藝”。
古往今來，沒有一部偉大作品，是靠政治家指點出來的。李白杜甫不是唐朝皇帝指點出來的，蘇東坡範仲淹不是宋朝皇帝指點出來的，紅樓夢不是乾隆皇帝指點出來的。莎士比亞作品，不是詹姆士一世指點出來的。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師們，也不是歐洲哪個國家的偉大領袖指點出來的。文藝創作是人類的精神創造，越自由，創造活力就越迸發。歷史上每一次轉型變革時期，政治變得寬鬆自由的時候，權力不野蠻幹涉創作，思想藝術大師就一個個出現了。或者相反，當一個國家權力肆意迫害文藝家的時候，逆境出作家，悲憤出詩人了。司馬遷被閹割了憤而著述《史記》，但丁在獄中誕生了《神曲》，前蘇聯五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在斯大林淫威下寫出不朽著作。但在現代文明社會，藝術家的苦難不可避免嗎？文藝家的經典作品，難道非要經歷慘無人道的煉獄，才可涅槃而生？
舉目當今文明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會對藝術家創作指指點點，但這些國家的藝術成就，同樣舉世贊嘆。世界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領導人既想當老大又想當教皇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創造力就萎靡不振，離災難也不遠了。文明與非文明國家的區別，關鍵是國民思想有沒有緊箍咒和三寸金蓮。
對待工人農民的態度，考驗著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良心；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則標志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一個現代文明國度的政治家，要以善政和法治維護每一個弱小者的利益，要給藝術家一片飛翔的天空，要給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因言獲罪，不怕戴帽子抓辮子，不怕被失蹤，不怕被精神病，沒有黑森森的槍口。
現代政治家的文藝主張，不是苦口婆心做輔導員，而是搭建一個沒有天花板、沒有恐懼感的舞台。而對於藝術家，站著的靈魂，比什麼都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