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城市人口規模是一個生產力要素配置問題，而不是一個城市規劃問題。生產力諸要素中，勞動力要素是最活躍的要素。企業在城市開辦工廠必然需要勞動者，如果限制勞動者進入城市，那麼，必然會增加生產成本，必然會導致企業生存困難。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曾提出著名的“劉易斯拐點”，認為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農村剩餘人口必然會向城市轉移，如果農村剩餘人口減少，而城市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那麼，勞動力價格必然會迅速上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這位著名教授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城市化並不必然導致大量工業企業出現，如果城市製造業大幅度減少，勞動力需求迅速下降，那麼，有可能會導致城市人口不斷地湧向的農村，出現所謂的回流現象。
中國當前正處在工業化發展關鍵階段，城市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如果政府限制城市人口，那麼，必然會導致企業招工困難，必然會導致用工成本增加，必然會導致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下降。正因為如此，政府制定城市規劃的時候，萬萬不可通過限制城市人口規模解決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政府應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充分考慮生產力各要素之間的關係，制定城市規劃過程中，通過優化城市產業結構，用“無形的手”減少城市人口規模，而不是通過限制人口規模破壞城市的產業結構，人為地增加城市企業的生產成本。
第四，社會主義國家解決城市發展問題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果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鼓勵國有企業轉移到中小城市，或者國有企業集團總部遷移到中小城市，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用於建設中小城市，促進中小城市的快速發展，那麼，可以解決我國上海市、北京市等國際化大都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中央之所以提出建設雄安新區，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建立新的城市，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從根本上解決北京市的交通擁堵問題。上海市應當充分考慮，如何通過建設衛星城市或者城市的功能區，從根本上解決上海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而不是通過限制人口規模，認為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
當然，國務院批准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城市規劃，限制城市人口規模，是在特定歷史時期迫不得已的做法，目的就是要防止出現上海市和北京市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但是，城市規劃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必須充分考慮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問題，城市規劃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充分考慮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在沒有合理規劃產業結構的情況下，限制城市人口增長，不僅會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而且也會增加城市企業的生產成本。決策部門制定上海市和北京市以及我國其他現代化大都市城市發展規劃的時候，一定要統籌兼顧，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