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一國範圍之內的“公地悲劇”治理可以有多種選擇：一是政府通過徵稅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為；二是將公共物品私有化。但對於以主權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全球治理而言，這兩種選擇都無法實現。相比主權國家之內的公共事務，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車”行為更為普遍，且更具備民意合法性——畢竟，在民族主義的滔天洪水面前，全球公共倫理顯得如此孱弱無力；在人生苦短、得意盡歡的現實享樂主義誘惑面前，“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代際倫理同樣顯得如此單薄羞怯。
不僅如此，全球氣候環境治理還面臨著更大的合法性考驗：不少科學家從自身長期研究中得出了與氣候變暖完全相反的結論，更有研究證明在若干歷史時段內的全球氣候變化根本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麼劇烈和可怕。無論我們對這樣的學術質疑多麼懷疑，但囿於我們知識的分散性、有限性，對這種質疑我們都不能不屑一顧。否則，從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如今的德班系列峰會，在不少人眼中就不僅僅是“口水戰”或“清談館”，而是徹頭徹尾的無聊鬧劇了。
其實，無論是對氣候峰會的合法性質疑，抑或各國集體行動的邏輯困境，各國採取氣候峰會這種方式面對面坐下對談，哪怕果真是“口水”和“清談”，對全球氣候環境的“公地悲劇”來說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努力。指望一兩次氣候峰會就能“拯救地球”，那只是媒體吸引公眾眼球的誇大其詞；但將其視為一無是處的“口水戰”和“清談館”，尚未開始就“唱衰”峰會，也是“畢其功於一役”的簡單思維作怪。試問，對於類似氣候環境這樣的國際型公共物品治理難題，除了交流溝通和談判之外，當前的人類還有更好的選項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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