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當代，有學者比較了韓國、巴西、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後得出結論：“後開發地區的有效力國家一般創立於工業化經濟崛起之前，因為以支持投資者獲取利潤為主旨的國家干預，己被證明是工業在後發展國家崛起的先期條件。”因此，那種只知照搬西方憲制，卻沒有耐心經歷歷史積澱的民主派，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
從現實來看，那些急於向民主化過渡的第三世界國家，多數情況非但未能擴大政治參與，反而使國家陷入政治衰朽狀態。在這方面，前蘇聯和伊拉克的教訓最為深刻。蘇聯建國伊始，按照列寧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起黨國一體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模式儘管屢遭病詬，但不爭的事實是，它使俄國由最初“資本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一躍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尤其是斯大林的鐵腕統治“把一個遼闊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
丘吉爾曾公允地評價斯大林說：“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相反，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維”，並從l989年開始舉行自由選舉，結果“對黨一國體制核心的、累積的、無可挽回的侵蝕”，為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加盟共和國動員民族獨立運動提供了契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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