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這次高調向中方“示好”的原因，當然是基於國家利益。前段時間，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向中國發難，本來以為可以以此逼迫中國接受其非法控制釣魚島的現實，沒想到卻遭到了中方的強有力反制。經過一番博弈，日本政府終於認識到，如果再繼續原先的對華強硬政策，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其國家利益將嚴重受損。在此情況下，野田佳彥決定動用“親筆信外交”這個東亞領導人很少使用的手段，希望以此表明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所以，一定意義上說，野田向中方發出的親筆信可以看作是中國對日外交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當然，野田對華示好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的綜合國力在背後發揮作用。大和民族是一個非常崇拜實力的民族，它只會在力量——而不是正義和真理——面前放軟身段。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日本對中韓的不同態度就可以看出來。同樣是親筆信，給李明博的信表達的是對韓國的“遺憾”，說白了就是封委婉的抗議信；但給中國領導人的信卻是一封典型的示好信，態度也顯得比較真誠。而從送信的方式上，這封信更是迥然有異。給李明博的信是召見韓國駐日大使館政治公使前來取信，而給胡錦濤的信則是由副外相前來北京直接轉交。前者是喊人來取信，後者是派大員前來送信。兩種方式的性質差異，不言自明。這也再次證明，國家只有強大了，才能在國際關係中佔據主動權，也才能在與別國打交道時獲得充分的尊嚴。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對華外交有一個突出缺陷，那就是改善中日關係的姿態往往做得很足，而在實際行動上，卻遠不如姿態那樣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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