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釣魚島問題外，日本政府不但准許與“東突”等恐怖組織聯繫緊密的“疆獨”組織——“世維會”在東京召開大會，還向其首腦熱比婭發放簽證，不惜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顯而易見，野田內閣在對華關係上受單惠主義理念主導，將政治與經濟完全切割，意圖在安全問題進行對外戰略圍堵的同時分享中國的經濟紅利。哲學上所謂的“二律背反”在現階段日本對華外交中表露無遺。那麼日本對華外交奉行“政經分離”的方針，真的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嗎？答案很明確，NO。
首先，戰後日本有意對華推行“政經分離”的政策可謂由來已久。從安信介、池田勇人到佐藤榮作等，無一不是想通過這一方式來處理對華關係。但結果是安信介時期中日民間貿易全面停止，池田勇人以與中國締結“LT貿易”的方式修正了“政經分離”政策，佐藤榮作則因任內無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而黯然下野。換言之，日本對華實行“政經分離”的結果是要麼對這一政策加以修正，要麼承擔中日關係全面倒退的風險。結論是，歷史證明“政經分離”行不通。
其次，野田內閣對華的“政經分離”政策與中日致力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定位不符。戰略互惠絕不僅指低層次的封閉性經濟互利關係，而是全面合作、實現共贏的高層次的開放性戰略性關係。因此，除了強調經濟合作外，加強政治互信亦是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重中之重，尤其在“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兩國更需要在諸如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歸屬、歷史認識、東海專屬經濟區劃定等複雜且敏感的問題上審慎對待，積極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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