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8日電／書畫作品只要進入市場就變成了商品。商品是和金錢聯繫在一起的，它同藝術承載的思想和道德不是一回事。商品的定價有它自身的規律，關鍵不在於書畫能不能按尺寸定價，而是在於誰去定價、如何定價，定價的機制是否經得起推敲。如果經不起推敲，那就只會蛻變為商業伎倆。
如今你隨便瀏覽一下藝術類網站和藝術家博客便可發現，新年宣布潤格上漲的藝術家和藝術機構不在少數，方式也是五花八門。有機構“張榜”公布：“2013年××的國畫作品市場潤格發布：山水每平尺6萬元，花卉每平尺5萬元，書法每平尺2萬元。點題另議。”有畫家上傳“權威機構”給自己頒發的潤格證書，以示價格公允;有人自我調侃：“鑒於新交規出台，個人壓力增大，所以2013年每平方米和每平尺的油畫和國畫價格統一翻倍。”還有人標價之後不忘提醒：“因本人眼神不好，精力有限，請提前半年預訂。”……中國書畫按平尺賣，早已成為慣例，如今這般熱鬧的藝術市場上，按尺論價似乎也最為方便省事。然而“真假不知道、好壞分不清、潤格不靠譜”卻是許多人面對市場時的困惑。藝術市場亂象紛呈，古來有之的“潤格”概念究竟在起著怎樣的作用，是藝術界需要深思的大問題。
行業觀察
以尺論價不晚於1759年
在古時作為有償服務的書畫詩文創作，一度被認為是一件俗氣的事情，更為文人士夫所不齒。追溯“潤格”一詞的源頭，《隋書.鄭譯傳》載：“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幹。’譯答曰：‘出為方岳，權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由此，“潤筆”成為請人作詩文書畫的酬勞的代稱。美術理論家彭德對《美術文化周刊》表示，中國書畫以尺論價，不晚於1759年。這一年，鄭板橋明碼實價地公布了他的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鬥方五錢。”
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書畫潤格制度出現於上海，書畫家或自定潤格，或請人代定潤格。1920年，吳昌碩為齊白石定的潤格為：“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頁折扇每件6元。”此後齊白石曾立規矩：“花卉加蟲鳥，每一只加10元，藤蘿加蜜蜂，每只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餘不樂見。庚申正月初十日。”當時的張大千、吳湖帆、馮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職業書畫家，也都為自己制定了按尺論價的潤格費。並使得書畫交易活動有章可循而被社會普遍接受。
齊白石另有潤格告示稱：“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美術評論家於洋認為，潤格儼然成為一種象徵，已然與藝術創作過程的心態和藝術家對於自己作品的安置密切相關、渾然一體，甚至直接揭示出書畫家的人格精神。這種關聯在市場經濟空前繁盛的今日尤為明顯，無論對於已經功成名就、名利雙收的大家，還是躊躇滿志、勤奮苦練的新人，潤格的高低越發不容含糊，其意義事關尊嚴，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畫家品次級別的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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