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找資料這個過程順利嗎？
張典婉：資料確實不多，我們分別去了上海檔案館和浙江檔案館查資料，上海檔案館的資料最豐富，浙江也有，台灣的最少，很多材料都是在大陸的原始資料中找到的。
羊城晚報：其實《太平輪一九四九》也是一本口述史。
張典婉：對啊，可以說我只是一個工具，幫很多人寫出了他們心中的苦難。這本書其實不是我寫的，是很多人心中深深的傷痛，真正的作者就是這些受難者家屬。我從2004年開始搜集資料，一直到2009年台灣版出版，為什麼會耗時那麼久？就是因為很多故事其實是慢慢等來的。那些人身在世界各地，你不知道他在哪裡，發表文章，做些活動，等待發酵，才會有人看到慢慢出來。
羊城晚報：在尋找太平輪記憶這個過程中，關於您的家庭故事有沒有新發現？
張典婉：有趣的是，在這個找尋的過程中，我也找到了爸爸媽媽早年在大陸的資料。父親張漢文曾是康有為的門生，當過國民黨的外交官，有人幫我搜集了他在大陸所有的文章，包括在大陸寫的或是翻譯的，過去在台灣都找不到。後來我在網站上還買到了父親的書。父親對我的影響特別大，他給我講過很多歷史故事，我的歷史啟蒙是父親給的。
羊城晚報：據說在商周出版社接手之前，有9家出版社拒絕了你？對於“太平輪”這段歷史，台灣人了解得多嗎？
張典婉：對啊，當時我一家家出版社去投稿，對方就直接說沒有市場啊，不符合需求啊，沒人會願意看這麼悲慘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蠻失望的，如果商周沒有答應我，就打算自費出版了，這是最後一條路。但2009年台灣出版後，反響還蠻好，很多人找到我，包括生還者王兆蘭。大部分人也是看了這本書之後才了解這段歷史的。大陸簡體版其實是增修版，因為有一些人和故事是2009年台灣版之後才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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