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無論是齊邦媛的《巨流河》，還是您這本《太平輪一九四九》，講述的都是那個年代的故事，但是視角各有不同。
張典婉：對，我們都在寫1949年那個年代，接下來我要寫的作品還是和它有關。我們用的都是紀實的形式，但我個人來說，覺得寫小說存在太多的虛構和想象成分，並不符合當事人的那個年代，所以還是用長篇紀實的形式。最近我在做新的項目，搜集資料，目標已經有了，人物故事已經做了採訪，就剩下最後的寫作，主要內容會以台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為主，和太平輪也沾邊。
羊城晚報：您兩部獲得台灣《聯合報》文學獎的作品，《一些大陳人的故事》和《海上女騎士》都是報告文學，為什麼一直偏愛這種寫作方式？
張典婉：我自己比較喜歡寫報告文學，去採訪和記錄一群人的故事。《海上女騎士》寫的是高雄、屏東等台南漁港以打魚為生的女人。《一些大陳人的故事》講的是大陳村的一些人的故事。台灣大陳人又叫做大陳義胞，是1955年從浙江沿岸的大陳島、漁山列島等來到台灣的居民。在採訪大陳人的時候，很多老人家提到故鄉都是淚眼迷蒙的，這會讓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記錄下這些故事，“溯源而上，去追問歷史並守望之”。
羊城晚報：您走上寫作之路其實和家庭教育息息相關，能否談談以前的故事，比如您和林海音的交往？
張典婉：小時候那麼窮，爸媽還堅持給我訂兒童讀物，林海音還會寄書給我當課外讀物。記得小學五年級，我已經開始看琦君的《百合羹》，可當時連“羹”字都不認得。我的媽媽和作家林海音、翻譯家沉櫻都是好朋友，後來還和沉櫻一起翻譯赫爾曼·黑塞的《車輪下》，琦君、羅蘭、張秀亞這些作家也經常會來村子裡玩，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
林海音的父親林煥文是我爸爸的恩師，林海音回到台灣參加家族聚會，也會邀請我們家一起去。林阿姨是看著我長大的，她很照顧和提拔我，文學道路上有很多機會都是林阿姨給我的。
簡介
張典婉，1959年出生於台灣苗栗客家村，資深媒體工作者，《聯合報》文學獎得主。2009年，張典婉的作品《太平輪一九四九》出版，與同年出版的齊邦媛的《巨流河》等一起構成“台灣女性寫史三部曲”。
（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