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安昌浩因病獲准保釋出獄，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這三個“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直接相關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韓僑，在中國各界的聲援和輿論的壓力下，都先後被釋放。
雖然韓國臨時政府因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離上海，把總部挪到杭州，但這次行動的成功，也讓金九和臨時政府開始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青睞。
通過在國民黨中央國際宣傳部任職的韓僑的引薦，1933年的5月，蔣介石在南京親自召見了金九，兩人還照了一張合影。
此後，蔣介石每月固定撥給韓國臨時政府5000元生活費，並且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吸收了不少韓國人，為臨時政府培養軍事人才。
金九也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座上客，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開始正式和國民黨政府建立了聯繫，收到固定的各種援助。
“也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對金九的公開支持，讓臨時政府的內部失去了平衡，金九一派牢牢控制了臨時政府的領導權，朝鮮共產黨的力量受到排擠，有些黨員便轉赴江西蘇區和延安。”沐濤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虹口公園爆炸案’對中、日、韓三國歷史發展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尹奉吉犧牲8年以後，1941年1月，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陝西桐峪舉行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中、朝兩國與會的全體同志為尹奉吉致哀。
到今天為止，上海馬當路的韓國臨時政府舊址，仍然是幾乎每個來上海旅遊的韓國人必到之處，而“虹口公園爆炸案”，正是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時期最轟動的一個篇章。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