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金九一直希望得到國民黨的支持，但是因為他們的影響太小，所以國民黨高層沒有通過官方渠道跟他們打過交道。金九也希望借助這次爆炸案在國民黨內得到一定的認可，由此獲得更多軍事、經濟上的資助。”
雖然，到現在為止，十九路軍是否參與策劃了這起爆炸案，仍沒有特別詳實的史料作為旁證，但有一點是各方都認同的：在當時那種錯綜複雜的環境下，這個暗殺計劃如果成功，對十九路軍和韓國臨時政府來說，都是絕對的好事。
“尤其是對韓國方面來說，這個計劃成功與否，對韓國革命者在中國的複國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機遇和轉折。”石源華說。
而金九最終選擇尹奉吉來擔此重任，主要有幾點考慮：一、根據他的觀察，尹奉吉確是一心報國，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二、尹奉吉來上海的時間尚短，不容易被人懷疑；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園附近賣菜時認識了不少日本憲兵，可以利用這些人作為行動中的掩護。
於是，便有了金九與尹奉吉在寓所會面的那一幕。
兩枚炸彈
得到了資金，又找到了合適的人，金九開始設計爆炸案的細節。
其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如何把炸藥安全地帶進會場。
當時，日方的報紙《上海日日新聞》上刊登，凡是參加天長節慶祝的人都要攜帶午餐飯盒一個、水壺一只、太陽旗一面。
金九在自傳裡寫道，看了這個新聞，他馬上到西門路拜訪了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與上海兵工廠廠長聯繫，製造像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形的炸彈，還要在3天之內送過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