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沒有競爭力，學生的出路就有障礙，招生就難，導致很多項目後輩人才青黃不接，甚至斷檔。”郭建軍表示，自上世紀50年代“試水”體校至今，對中國競技體育人才培養功不可沒的體校，作為奧運金牌戰略的塔基，“應當正確看待其歷史功績”，但學校規模、在校生數量兩個存量的嚴重下滑，也時刻提醒“體校的發展陷入了困境”。
7000多體操業餘訓練的孩子分散在全國約150所省市體操學校中，“只有1200人在協會註冊了，優秀體操運動員只有485人。”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羅超毅，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體校萎縮的狀況，讓體操這樣的優勢項目，在國家隊層面竟然面臨無人可用的尷尬，“尤其女隊非常困難，夠年齡、能上場、可選擇的只有七八個人，傷一個人，隊伍都組不成。其他的，要麼年齡不夠，要麼水平差距太大。”
主要依靠傳統三級訓練網輸送後備人才的項目，都遭遇了體操面臨的尷尬。體校“不受待見”，讓國家體育總局網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卿尚霖不禁“想當年”，“當年能進體校的，都是特別優秀的孩子，有補貼拿，有衣服穿，有機會出人頭地。”在強調以金牌提升國家士氣的年代，體校攜掛著社會資源優勢的標簽，是當時不少孩子“需要走後門”才能抵達的夢想島，但現在“時代變了”。
時代如何褪去體校曾經的“綉袍”
縣體校、市體校、省體校，柱狀的三級訓練網構成了人才通向國家隊的上升通道。“過去，每一級體校選拔訓練都有各級體育部門監管，人才質量都很過硬。”羅超毅表示，但在國家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很多縣、市一級的體育部門經歷了合併、撤銷，當機構、人員、經費失去以往的保障後，“兩個基礎層面的訓練已經鬆動”。盡管全運會的存在仍讓各省級體校保持了選材、育才的質量，但在羅超毅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省級人才輸送的土壤也會鬆動，最終波及國家隊層面，“近幾年，輸送人數有明顯下降，但人才質量的下滑，則更能反映體校的處境。”
可在吉林體育學院校長、博士生導師張瑞林看來，體校的落寞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結果，尤其經過1999年以後近10年的大學擴招，“高等教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精英教育，變成了現在的大衆化教育”，這意味著原來本科文憑不愁就業的常態，正在呈現學生的未來發展，無法通過一張文憑實現社會價值的趨勢，“上大學太容易，全國很多省的高考錄取率超過了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