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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3月5日電（作者 石之瑜）台灣的政治改革行之有年，各界有各種讚譽，認為是和平轉移的民主範例。不過，從李登輝以降迄今，卻還是在不斷地談政治改革，不但改出了個絕對不接受程序約束的民進黨，還目睹了當前國民黨逢改革就敗選的遭遇。各界追究其因素，眾說紛紜，其中迄未論及的，則是台灣政治領導人的法律文化與性格。
不用說，台灣的法律體系是資本主義法律體系。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是隨著經濟發展而形成，而且成為自本主義國家政治統治的價值基礎。台灣傳承的是儒家文化，講求人情關係，對程序不信任。台灣又曾是個殖民地，因此台灣對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學習，為求短利的臨摹性質濃厚，內化資本主義價值的程度有限。其結果，台灣的法律文化當然出現突變。在台灣，法律是工具，並不反映價值，所以資本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無助於台灣政治體制建立程序。
法律作為工具，而不做為價值，可以發展出至少三種極端。第一種極端，就是惡訟師文化，把法律當成爭取利益的手段，於是任何法律都可以被解釋出任何結果，導致自己感覺無所不能。惡訟師凡事先問目的是什麼，再決定怎麼利用法律。法律因此變成玩笑，不但自己不相信有什麼價值，也不相信別人可能堅守什麼程序價值。民進黨就是這樣的性格，其中陳水扁更是集大成的玩法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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