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解構國家為訴求的後現代浪漫風潮，與具有鞏固國家統治效果的的自由主義，兩者之間雖然看似矛盾，卻能在自由浪漫作家面對自己國家時同時出現，也在他們的中國夢中相結合，這不能不歸功資本主義。就算作夢的文學家以為自己反對資本主義，關懷弱勢，同情勞動者，都不免仍依附在現代國家資本主義對他們宣揚理念設下的條件中，上焉者甚至靠著批判國家的演出不斷牟取市場所能提供的好處。學者Dirik因此嘲弄解構者不過是幫資本主義擦脂抹粉而已。
愛國情操一方面遭濫用，另一方面遭汙名化。有人選擇擁抱那些對愛國情操汙名化的論述，浪漫的編排自由主義來抵抗，以羞辱那些他們認為在濫用愛國情操的統治者。不過，操持自由主義大放厥詞批判國家的海內外作家，繼續受到愛國情操的策動，而是他們身在自由主義的話語環境中，壓抑了自己的愛國意識，只能憤恨祖國為什麼不能替自己爭光，因而也就間接說明了他們何以能發抒千千萬萬讀者聽眾對國家民族莫名的苦戀。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相反，他們身在自己的國度，寧可依附在統治機器下，心想
可以用政治正確的愛國主義迫使政府認真反帝，在無法遂行願望，甚至不幸地在經歷坎坷際遇之後，其中不乏有人進而將對帝國主義的痛恨轉嫁到自由主義者身上。
不論怎麼選，都證明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因為兩條路線擺在面前，任何選擇都反映了能動性，於是構成今天大陸思想界左右之間的殊死鬥爭。在台灣，竟有論者竟誤以為這個思想鬥爭是自由主義的先聲。自居中國之外，大言擺脫國家，高高在上的對中國事務指指點點，是海內外輿論界慣見的自選角色。批判這種角色於事無補，因為他們多少有助於宣洩一大部分愛國的中國人悶鬱的情感。但這樣的角色本身也於事無補，畢竟他們不能體會、甚或尊重愛國情操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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