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是，台灣的後現代解構文學家竟然非常在意自己遭人指為輕佻侮慢。他們還有更自我顛覆的，就是他們竟然去找列寧的言論，或道聽塗說中原大戰的爆發，來證明自己有所考證。考證的就算大有問題尚無所謂，畢竟八卦寫手本來也不是學者，毋須苛責，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辯白與反擊居然力求服膺正統，亦即回歸到以史料為一尊的學術方法。
好在考證並非文學家或記者之所長，不然他們也不至於把“天真”與“天真無知”當成是同義詞，振振有詞；或把中原大戰時間向前挪移了好幾年，沾沾自喜。不過，如果他們是故意露出這樣的學術破綻，引誘對手再攻擊，然後表現毫不在乎，那就真能達到輕蔑學術的效果，而不愧是搞顛覆的高手了。
偏偏，他們在被批評為輕佻侮慢後不搞顛覆了。接著，他們根據臨時蒐集來的零碎史料，理直氣壯要求學者道歉，指控對方捏造，如此反而如同他們所指控嘲弄的對象那樣，回到了歷史對錯必有一尊、史料記載必有真偽的學術傳統，煞有介事地在後現代所不屑的求真價值中前進（或後退）。
不過台灣的文學家與記者們不知道的是，雖然他們不自覺地回到學術傳統，未必表示自己非要放棄解放人性的初衷不可。因為，即使在這樣以思想與史料為內涵的學術求真精神中，中山還是可以充滿人性的。值得他們好奇的是，除了羅織中山的八卦或文學煽情之外，如何從思想與事業上入手解放中山的人性呢？
中山因信奉洋教被大哥孫德彰掌摑遣返，這不是倫理與時代夾雜下的人性嗎？他在革命事業中多方與同志折衝齟齬，像是為了懷念陸皓東而與黃興幾乎絕裂、宋教仁說他落後且專制跋扈、章太炎指控他捲款貪污，在在顯示革命事業中的個人情緒與社會關係，交織著思想與策略上的徘徊，領導權的妥協及支配經費時的分際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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