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大陸在文革後，開始改變武力解放台灣的政策，轉向和平統一，這改變固然和整個國際冷戰格局的鬆動，與轉向和解低盪的政策有關，但其中我們還是不能忽略，仍然是由於我們還未改變與中國的法統關係，正是這樣一個“不絕如縷”的紐帶關係，使得大陸有可以轉換政策的解釋空間，因而使得冷戰後期，台灣可以在美國撤除了第七艦隊保護傘之後，仍然獲得了相對的安全空間，得以全力發展經濟。當然，這樣說並不是否決了《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的貢獻，也並未忽略台灣內部由於“國家”目標明確所凝聚之精神戰力的重要性。
以上縷述這些事實，是希望先凸顯一個重要的議題，那就是“中華民國”法統對台灣安全的貢獻。然而在台灣逐漸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漸看到了一個轉向，那就是我們自己從內部開始自我挑戰這個法統。
剛開始，當挑戰只及於萬年“國會”時，還不出甚麼問題，可是從直選“總統”開始，李登輝便有計劃地逐步嘗試改變這個法統。當然，李登輝一直在小心區隔，他在言論的層次經常放言高論，比如說“中華民國只有兩歲”之類，但在法律層次則是以剝洋蔥的方式，每次“修憲”便撕掉法統的一層外衣，但他也始終不去碰觸那最後的“憲法”實體部分。這裡表示了一個事實，也就是政治人物其實心知肚明，亦即當大陸始終祭出和平統一與不排除武力的兩手策略時，“中華民國憲法”法統的維繫，就是一個為維護台灣安全而不能撕掉的窗糊紙，可是他們卻一直圍繞在“憲法”實體的周圍，來撩撥民粹的情緒，以賺取他們最大的政治利益。
這樣一種剃刀邊緣策略，從某種程度來說，是相當成功的。比如說李登輝在發表兩國論，實質上已經等於宣告採取獨台政策之後，仍然在整個危機處理的過程中，一口咬定並沒有改變“一中各表”的立場，而在國際勢力的微妙平衡關係中，這樣的說詞至少在台灣民眾看來，似乎是又一次“輕騎過關”了。於是這就逐漸累積了一個印象，這印象通俗些說，就是“很好混”，“中華民國”的法統，用個戲謔的說法，就是很像用過即丟，而且“完全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的保險套，只要能向各方交代得了某些“過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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