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美對話勝於對抗 高官會診共商經貿難題
1、高官會診經貿難題 中美建立互信意義重大
5月23日，吳儀在本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結束時表示：“中美經貿關係是當今世界最爲複雜的關係之一……這需要雙方直接對話和協商,而不是輕易就采取威脅和制裁。”保爾森認爲，這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兩天，雙方的努力已取得“切實的成果”，這些成果就像是長期戰略道路上的“路標”，建立起了互信，幷鼓勵雙方繼續共同前進。（新加坡《海峽時報》）
作爲兩個貿易量如此巨大的貿易夥伴，中美之間有分歧甚至糾紛，是相當正常的。隨著中國的産業結構升級取得實質性效果，幷與美國産業展開競爭，這種矛盾還可能更爲尖銳。中美經濟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關係，大量美國企業在中國設廠或委托生産，賺取钜額利潤，所謂中美貿易順差，實際上是“順差在中國，利益在美國”。（北京中新網）
而指望通過一兩次對話就徹底解決中美經貿問題，是不現實的。重要的是雙方都朝著解决問題的方向行進。其實，這一點美方也很清楚。正如今年3月第三次以財長身份訪華的保爾森在接受大陸媒體記者採訪時所言：“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探討的都是長期話題，不能指望在三個月、六個月或是一年解決，但關鍵在於，每天都要有進步。”（美國《僑報》）
2、落實共識尚有分歧 兩國還須力避貿易摩擦
這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一大亮點，就是雙方形成了一個重要共識：想方設法擴大中國國內需求、减少出口依賴以降低雙邊貿易不平衡。儘管對于具體如何落實這一共識雙方還存在較大分歧：美方的“藥方”很簡單，即讓人民幣加快升值，而中國當然不可能在采取激進冒險措施，而更願意通過放寬幷鼓勵出口特別是加工貿易轉內銷，以及呼籲美方放寬高科技等領域的限制以擴大對美進口。但是，這一共識對雙方都意義重大：對美國而言，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到對華逆差的原因幷不全在中方，要從提高國內儲蓄率等方面著手努力；對中國而言，則可以以此爲契機，在進一步啓動國內市場、讓國內消費者享受更多質優價廉産品的同時，優化幷提升出口結構，適度分散對美出口占整個外貿出口的權重，從根本上有效防範經貿風險、保障經貿戰略安全。（香港中評網）
當然，由于中美經貿關係的複雜性，這次對話仍在包括匯率、貿易等問題上存在各說各話、目標交集區未能縮小等問題，對話在具體議題上利益談判的味道十足，在某些重大宏觀議題上更具交流論壇色彩，與會前人們對實質舉措、經驗分享等方面的期待尚有較大距離。（北京中國網）
3、中美貿易困難重重 但貿易戰不會輕易開打
雖然從此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美國種種行動上看，未來的中美貿易形勢非常嚴峻，但貿易戰並不會輕易開打。正如此前觀察家們所分析的那樣，中美貿易關係日益緊密，頻繁出現摩擦有著深刻的基本面原因，不是人民幣升值就可以解决的。很多基本的經濟因素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中美貿易關係與各自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連、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平衡（總消費大于總産出）。影響美國整體貿易赤字的不僅僅是中美貿易不平衡，即使减少進口中國産品，美國勢必要增加其他國家的進口。就像吳儀在對話會上指出的那樣：中美兩國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具有高度的互補性。矛盾和摩擦的産生主要是由於雙方在經濟調整過程中，各自的社會成本的承受能力和處理方式不同。（北京《中國經濟時報》）
中美貿易已經形成密不可分的局面，因此彼此互利，存在分歧是正常不過的事，問題是如何解决這些問題和分歧，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無疑是最適當的管道。因此，如果美方把對話作爲向中國施壓的手段，對話不僅無法取得預期的成果，也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其實，中美兩國都瞭解，爆發貿易戰對雙方都沒有好處。（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於5月23日在華府謝幕。去年歲末之際，冠蓋西去，華府一時樓空；今年春夏之交，高官東來，北京幾成虛城。當對話結束，世界關注的，不僅是兩國官員風光的面子，更是經貿合作實質的“裏子”。如果我們越過具體的成果，透過這兩次對話本身，就可以發現中美之間，一種新的機制正在形成，一個新的框架正在搭建。這一機制或框架，不僅歷史上未有，而且國際間罕見，其意義遠遠超過經貿議題本身。（香港中評社）
無論如何，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一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正在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雙方決策高層的高官們能够每半年就坐在一起溝通對話，而且對談的不是削减核武器或者軍備控制，而是對政治、軍事等領域具有至關重要影響的經貿問題，其象徵意義已遠遠超出了結果本身——中美要麽是戰略合作夥伴，要麽是所謂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而不是單純的戰略對手，更不是類似歷史上曾有過的冷戰對手。（北京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