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藥監巨蠹引發衆怒 醫療大山壓垮老百姓
1、縱容家庭瘋狂獲利 一家三口悉數落入法網
鄭筱萸作爲首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肩上本應挑著13億中國人的用藥安全。然而，這名最高藥監官眼中，不是重如泰山的責任，而是多了“尋租”本錢──近十年時間，他以權謀私，直接或通過其妻、子多次收受賄賂，款物合計649萬餘元。（北京新華網）
有報道稱，鄭筱萸兒子鄭海榕因涉嫌此案，被有關部門采取措施。鄭筱萸的妻子劉耐雪僅只是北京某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一名研究人員，却也常常幹著與其身份明顯不符的拿批文、賣批文勾當，已被有關部門調查。國家藥監局一位官員表示，關于劉耐雪母子的舉報信堆了很多，“他們一家三口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利益鏈，藥品、醫療器械通吃。”（香港中評網）
在鄭筱萸高達649萬元的受賄簿上，最多的一筆來自浙江某集團公司：1997年至2006年，鄭筱萸通過其妻劉耐雪、其子鄭海榕，收受該公司負責人李某某以顧問費、股份收益等名義給予的財物共計292萬餘元。9年間，從每月2000元的顧問費，到一筆免去近200萬元住房首付款，隨著鄭筱萸的權力擴展，其與家人的受賄行情“水漲船高”。（北京新華網）
2、藥監掌門玩忽職守 只圖以權謀私罔顧國人
鄭筱萸上任後推行的第一個重大政策就是强制推行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規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凡未能取得認證的企業一律不准進行藥品生産。然而，弊端在這次認證中迅速顯現。一位參加過認證的藥監局官員說，由執法人員而非技術人員進行GMP認證也是弊端之一，有的就成了“走形式”。事實上，由于要花費高額費用進行硬件改造，一些花不起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弄虛作假以求過關，使得受賄行爲大量出現。（廣州《南方周末》）
新藥的審批也存在著極大漏洞。關于新藥的定義，藥監局在修訂的《藥品管理法實施辦法(修訂)》中，修改爲“新藥指未在我國上市銷售過的藥品”，新藥定義原來的“生産”改爲“上市銷售”，給企業創造了偷梁換柱的機會，導致了藥監局每年批准上萬種新藥的局面，同時，藥品搖身一變成爲新藥，其售價隨之扶搖直上，極大地加重了民衆的醫療負擔，形成了備受抨擊的“新三座大山”（指住房、醫療和教育）中的“醫療大山”。（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國家藥監局還燒了一把火——“地標”升“國標”——將地方局批准藥品的權力全部收回，推進地方藥品標準轉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工作。“地標”升“國標”，雖是規範醫藥行業的一個重大舉措，但却留下了尋租空間。（四川新聞網）
根據制藥界人士表述，按照“地標升國標”的程式，醫藥廠家須先把材料交由省藥監局；經核實簽字蓋章後，送至國家地標辦；國家地標辦處理完畢送到國家藥典委員會；專家論證後由秘書長簽字，送至國家藥監局注册司化學藥品處或中藥處；經過檢驗合格後送至藥監局注册司司長處簽字，審批方能通過。在這條“審批作業綫”上，多名國家藥監局官員因貪污受賄落馬。（北京中國網）
失效的監管，讓民衆用藥風險陡增。2006年“齊二藥”假藥案和“欣弗事件”相繼爆發，前者系原料造假，後者因藥廠擅改生産工藝而發。未及半年，又爆出“佰易”事件，廣東佰易公司違規生産靜注人免疫球蛋白，部分産品導致患者出現丙肝抗體陽性。（香港中評網）
3、“帶病”審批留下隱患 藥品安全危機越演越烈
統一換發藥品批准文號，本是提高人民用藥安全的“民心工程”。因爲鄭筱萸的玩忽職守，變成了“帶病”審批。近年頻見報端的食品安全惡性事件，這與負責主管食品安全最高官員的失職不無干係。其中，2006年8月被曝光的欣弗事件造成12人死亡。2003年發生的阜陽大頭奶粉事件中，最少導致229名嬰兒營養不良。（浙江在綫網）
以鐵腕式的作風在全國推行藥品生産品質認證制度，是鄭筱萸任內經常用來自誇的“政績”。但事實證明，正是這一制度爲他進行權力尋租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使其擁有了定奪某種藥品生死的權力，及擁有了與藥品生産企業“要價”的籌碼。濫用行政審批權索賄，將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私人化，已經成爲國內一些政府部門及官員貪污腐敗的常見現象。事實證明，只要存在行政審批，腐敗行爲就難以避免；行政審批項目越多，腐敗就越多越嚴重，腐敗問題越難以解决。（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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