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村乃是重灾區 醫療體制有漏洞
1、留守兒童高死亡率 揭示醫療衛生體制漏洞
截至4月28日，安徽阜陽累計報告腸道病毒EV71感染病例1520例，死亡20例。相對應的數據是，同樣在4月，新加坡一周激增1250例手足口病病例，但幷無一例死亡報告。手足口病，一種由腸道病毒感染引發的“幷不罕見”的傳染病，爲什麽獨獨在安徽阜陽爲禍之烈，竟至于短時間內奪走20條幼小的生命？（四川《成都商報》）
4歲零5個月的丁丁是不幸染病又幸運康復的一個。4月19日晚上，丁丁臉上開始起水泡，他的母親王女士警覺地想起了最近傳說中的可怕病症，當晚就將丁丁送到了阜陽市人民醫院。直至發病第三天，醫院仍然聲稱只不過是普通的發燒。但門路頗廣的王女士找到第二醫院一位相識的大夫，在檢查後斷定孩子感染了EV71腸道病毒。轉到第二醫院後，目前丁丁已經可以由母親抱著出院曬曬太陽了。
丁丁的幸運在于，他的母親掌握最新信息，在醫院有熟人能儘快確診，而且，能够負擔昂貴的搶救費用（住院一周5000多元，幷須注射多針人體免疫球蛋白）。而在公開的信息渠道封閉或歪曲的情况下，那些連“謠言”都未能到達的農村，患兒的命運就很叵測——他們的父母信息不通，亦沒有通達醫院獲得特殊對待的門路，最後可能也難于支付“人體免疫球蛋白”這樣的昂貴針藥。（浙江在綫網）
阜陽市手足口症患者中農村孩子占的比例爲95%左右，當中不乏父母到外地打工、中國稱爲“留守兒童”的兒童。可以悲哀地預見，最終的死亡患兒名單上，又會是留守兒童占多數。對病毒缺乏認識的爺爺奶奶，多是在孩子們病重時，才緊急通知孩子爹媽，此時已經延誤了醫治。無數事例證明，在缺乏公平的投入機制、屢出紕漏的監管機制之下，受害者總是離政策、資源及信息最遠的貧弱農民——發端于安徽阜陽的假奶粉事件如此，同樣肇始于安徽阜陽的欣弗不良反應事件也是如此。（新加坡《聯合早報》）
2、傳染病監控太滯後 疫情預警體系自縛手脚
5月2日，衛生部已將手足口病列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丙類傳染病進行管理。從3月開始暴發、目前仍在迅速蔓延的阜陽腸道感染疫情，又一次考驗著中國的傳染病監控和應急系統。這一系統在5年前非典病情的時候已經歷過一次考驗，那次考驗曾給民衆、醫療系統和有關政府部門都帶來了巨大震動，幷直接引發了一系列針對疫情監控系統和相關制度的變革，包括次年對《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
阜陽市一開始對病情的反應有些滯後，阜陽方面的解釋是：EV71感染幷非法定37種傳染病監控對象之一，所以很容易造成監控不力。這一回答似乎無可辯駁。仔細閱讀《傳染病防治法》和2004年的修訂方案後，才令人恍然大悟，那次修訂的一大內容，是把非典和禽流感加入監控目錄。而這一次，是否等疫情過後，再次修訂防治法，把EV71感染也加入目錄？（山東魯中網）
很明顯，這種追在疾病屁股後面跑的辦法，不是疾病監控的好辦法。阜陽EV71疫情意味著國內的疾病監控和疫情發布系統必須具有足够的靈活性和開放性。保留監控目錄是必要的，但目錄應該是防治指導，而非監控指導，否則就是自縛手脚。（北京金融界網）
3、公共衛生事件突發 彰顯中國社會安全隱憂
阜陽劣質奶粉“大頭娃娃”的舉報者和反映者、阜陽“EV71”疫情的最早發現者和上報者，竟然出自同一人，都是安徽省阜陽市人民醫院質控辦主任、兒科主任醫師劉曉琳。被當地百姓比喻成阜陽的“鐘南山”的這位醫生，竟是在一次平常的交接班中發現了手足口病疫情，無意間開啓了一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大幕。爲何兩次公共衛生事件的拉幕者都是同一個人？爲何安徽省衛生廳派到阜陽的三批專家都不能確診手足口病？其中的制度漏洞有多大？到底誰來把住社會公共安全的閥門？（廣東《現代快報》）
從3月28日劉曉琳值夜班發現患病孩子异常死亡，到3月31日安徽省衛生廳派出第一批專家，4天調查沒確診病因，安徽省衛生廳又派出第二、第三批專家，都沒有定論，只好請來衛生部專家，到4月15日公布疫情，其間15天寶貴時光，疫情蔓延不止，家長憂心如焚，社會傳言四起。安徽省的疾控中心、全省的傳染病疫情監測系統內，難道就沒有人認識手足口病？難道就沒有人從病亡的患者身上監測出腸道病毒“EV71”？（北京和訊網）
事實幷非如此，根據報道，劉曉琳最晚在4月6日就初步判斷出疫情是腸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4月3日和6日，阜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先後有兩名患兒死亡，這兩名患兒表現出了疱疹症狀。我們兩家醫院的醫生進行了會診，當時，我的意見就是手足口病。”（5月6日《現代快報》）但她的意見爲什麽沒有被及時采納？資料顯示，手足口病幷不是什麽“怪病”，國內1981年便在上海發現該病，國內引發手足口病的腸道病毒有20多種，EV71病毒是最常見的一種。安徽省三批專家都確診不了該病，不知這些專家是憑什麽進入疾控隊伍的，他們的專業技術水平應打個問號。（廣東《廣州日報》）
兩次疫情的發現，靠的都是劉曉琳本人高度的職業責任感和“天使”般的高尚醫德和人格風範，而不是制度性的。個人的道德自覺成爲守望社會安全的閥門，這種情况是非常可怕的。“非典”疫情後，衛生部于2003年12月發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國家開始構建覆蓋全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信息網絡系統。事過4年，如果依照國家規定建有完備的制度，阜陽的疫情就應在健全的機制下被早日發現，即便疫情暫時得不到確定，也不會遷延近月，以至蔓延成公共事件。（北京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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