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似偶然實屬必然 體制痼疾種惡果
1、查找原因淺嘗輒止 出租車體制痼疾混過關
11月5日，重慶市政府决定，對擅自提高行業收費的現象必須堅决糾正，幷責成各出租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到去年的水平，一時滿城風雨的重慶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隨之烟消雲散。而在重慶市政府4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表示，“主城區部分出租車因受阻不能正常營運，少量出租車被打砸，出租車駕駛員由于擔心自身和車輛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運做法，造成人民群衆乘坐出租車困難，影響極壞。”從發言人這段陳述不難看出，相關部門仍將罷運事件的主要責任歸咎于出租車司機，而不是各出租車公司違規加收“份兒錢”。（上海《東方早報》）
回撥份兒錢，暫不漲運價，多建加氣站，狠打黑出租，四條針對性很强的措施出臺，重慶出租車旋即恢復了正常運營。前兩條快綫措施，使出租司機的負擔陡然减輕，後兩條是中長綫措施，一段時間以後可望使合法出租車受益。然而，也應該注意到，這都屬于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還沒有深入觸及出租車行業的體制問題。如果導致出租車公司壟斷經營的行政管理體制不變，出租車公司隨意提高承包金侵犯司機權益，而出租車司機却對此無可奈何，那麽類似事件還可能重演。（北京《北京青年報》）
重慶不是第一個掀起出租車罷運風波的城市，也很難說會是最後一個。每次罷運風波的平息，都是各方利益暫時妥協的結果，罷運風波幾乎都因“份兒錢”而起，却沒有哪個城市對這個“份兒錢”進行徹底清算，幷在出租車運營管理體制上作出變革。因此，風波平息只是矛盾和問題暫時被掩蓋，難保不會再次爆發。（河南《東方今報》）
2、政府指標成搖錢樹 出租車公司被指吸血鬼
多年來，很多出租車司機超負荷工作，有位兩人合開一輛車的司機，形容自己“一天是機器人、一天是植物人”。對他們來說，如果一天只幹8小時，扣除承包金和用車成本，自己就沒多少收入了。有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承包一輛車，5年的承包費用高達30萬元，也就是說每年的費用高達6萬元，而政府賣給出租車公司一個指標25年才收5萬塊。“另外每個月還要交管理費1700-1800元左右，另外還有什麽修車費、保險費，各種罰款單更是經常來，每個月光支出算下來在七八千塊錢。”也就是說，很多出租車公司手裏攥著政府指標坐收漁利。（北京《新京報》）
每個人都清楚，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幷不孤立。可以說，出租車罷運事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出租車領域已經成爲中國當今社會勞資矛盾最突出的行業。沒有理由能排除全國各地今後還會繼續發生出租車罷運事件的可能。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平息，只是司機與政府管理部門的暫時妥協，幷沒有從根本上解决問題。（上海解放網）
事實上，從出租車行業本身的屬性來看，出租車其實不僅完全適合于由司機自主運營，對出租車的管理，也只需客運管理處便已足够。這就好比小本生意人開一家門店，只需到工商管理部門注册幷遵紀守法即可，而不必非挂靠什麽行業協會幷繳納不菲的會費。從這個角度看，出租車公司完全是多餘的中間環節，而這個中間環節恰恰抽取了出租車司機相當比例的血汗錢。（上海文新傳媒網）
3、政府涉嫌與民爭利 出租車特許經營結惡果
看上去，出租車公司似乎很“暴利”，但很多出租車公司却大喊虧損——這話未必可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出租車公司賺的錢，有很大一部分要用于從政府那裏購買出租車運營權。政府掌握著出租車運營審批權，幷采取招標的方式，向出租車公司拍賣運營權，每允許一輛出租車運營，政府都要收一份兒錢，收費的名目無非是“加强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的管理”。
另一方面，政府拍賣出租車運營權，只面向出租車公司，而不面向個人，由此形成了“政府—出租車公司—出租車司機”的三級管理。這樣一來，貌似市場化的出租車行業，其實存在著兩大壟斷——政府壟斷著運營權，提高了出租車公司的成本，抬高了司機的“份兒錢”；出租車市場“壟斷”著司機，任意提高“份兒錢”當然不在話下。雙重壟斷之下，出租車司機辛苦賺來的錢被層層盤剝，久而久之難免心生怨氣。（江西大江網）
不難看出，“份兒錢”只是出租車罷運風波的導火索，深層的問題則在于出租車行業的運營管理體制。因此，要避免罷運風波重演，維護出租車司機與廣大乘客的利益，出租車行業需要進行體制上的改革，破除上述兩大壟斷。其中最關鍵的是，政府應從出租車行業利益中脫身，至少不應搞運營權拍賣。（河南《東方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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