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鬧出影響才重視 政府處境越發被動
1、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重慶罷運帶來連鎖反應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召開了有67名市民、出租車司機、加氣站和出租車公司代表等參加的座談會，對此次出租車集體停運事件進行了座談，除此之外，又是政府部門承諾解决問題，又是官員理解司機幷反思罷運深層次原因，又是市委書記與司機代表座談協商——重慶市化解衝突的善治贏得了輿論的贊許。但是，既然提高的份兒錢被取消，說明其不合理；政府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解决，也說明問題幷不是很難解决。那麽，爲什麽在罷工前沒有得到及時而有效的解决？規費重、加氣難等問題，此前出租車司機不可能沒向有關部門反映過問題，爲什麽反映得不到重視，這豈非應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那句老話？（江蘇新華報業網）
事實上，市委書記與司機代表座談協商的方式雖然博得了人們的掌聲，但畢竟這幷非政府主動聽取民意和主導問題解决，而只是在罷運壓力下的被動傾聽。人們有理由認爲，三亞和永登兩地出租車罷運都受到了重慶事件的“啓發”，而“政府不得不妥協”的解决路徑可能會在無形中再一次證明了罷運手段的有效，再一次向民間强化了“鬧出影響才重視”的惡劣暗示，讓人感覺好像正常途徑反映問題無人重視，而一鬧領導就會高度重視，動靜越大、影響越大，越會觸動領導的神經，越能增加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當下，在淤積的出租車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候，衝突會像癌細胞一樣迅速擴散開來。（北京《中國青年報》）
2、官民互動姗姗來遲 的士停運風波本可避免
對于持續近兩天的出租車停運，薄熙來反思說：“我認爲，這次出租車停運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檢討我們的工作。要反躬自問，研究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不足，哪兒做得不好，或者說有官僚主義處理得不及時。政府有關部門都要通過這件事認真總結，改進工作。”這是一種值得贊許的態度，事實證明，群體性事件平息中，政府氣勢汹汹地追究“少數操縱者”的責任，幷把參與者統稱爲“不明真相的群衆”或“社會閑散人員”，只會加劇公衆的反感幷激化矛盾，而站在罷工者角度理解問題則能緩和矛盾。
而這也是一次良性的官民互動，市委書記與出租車司機坐下來心平氣和商討解决方案，而不是動用警力滅火，則會贏得公衆的善意回應，從而促進矛盾在法律框架中理性解决。如果政府早有這樣的“深層次認識”，政府官員與司機們早有這樣的座談，至于付出這麽巨大的社會代價嗎？（廣東《晶報》）
其實，重慶出租車罷運的確是本來可以不發生的。當我們回頭看待這起事件，會發現罷運的主要原因，除了作爲導火索的“份兒錢”，更在于矛盾處理機制的缺失。固然，是出租車公司未經批准擅自提高“份兒錢”，加重了出租車司機的生活負擔。而且在罷運次日，重慶市政府就已責成各出租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到去年的水平，罷運應聲而停。在這其中，“份兒錢”似乎顯得至關重要。在降低“份兒錢”這個處理結果不變的情形下，假如有關部門在罷運之前能够知情，即對出租車司機的要求予以滿足，則罷運在很大程度上將不會發生。（北京《經濟參考報》）
3、政府處境更加被動 出租車體制改革拖不得
雖然重慶市的解决方式頗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這算爲三亞等地解决同樣問題提供了借鑒，但是，快速成功的處理，不應是政府提供解决方案的唯一落脚點。今後，出租車司機以及其他行業人員的利益訴求，政府會不會一直有求必應？處理措施可以儘快出臺，事件可以很快平息，但一個社會如果存在忍氣吞聲的行業和從業者，再多的措施也會疲于應付。（北京人民網）
出租車問題幷非重慶一地的問題，而是一個癥結積淤已久、矛盾早就醞釀、衝突一觸即發的全國性問題。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不迅速從重慶市的罷運事件中舉一反三地反思本地問題，積極主動地將出租車問題提上解决議程，“一鬧就重視”的重慶罷運效應很容易迅速傳染到本地，政府將失去解决問題的主動權，將會非常狼狽地被人“逼”著去解决。（北京《中國青年報》）
勢到如今，地方政府寄望捂著問題和寄望本地司機“不敢鬧”是靠不住了。此時別無選擇，只有主動站出來與本地出租車司機協商解决問題，疏通聽取民意的正常通道，越主動越好，越早解决越好。與其被罷運逼著解决問題，不如主動去解决問題；與其被動等著矛盾激化，不如主動去化解衝突；與其各地一個一個地平息矛盾，不如各地政府協商出臺一個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政府如果能積極聽取司機的意見，讓司機看到正當途徑解决的希望，不僅能使政府掌握主動權，更能避免矛盾的惡化和罷運的傳染。一旦罷運傳染開來，不僅會衝擊政府權威，給社會穩定和安全帶來威脅，更會惡化官民互動的生態和法律的公信力，在脫離法律框架的路徑依賴中使正常的公共管理陷入混亂。（廣東金羊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