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兩黨、兩會本著“十六字”精神務實推進，將保持兩岸關係的可持續發展；
五是陳雲林會長首次訪台和六項協定的簽署，使兩岸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兩岸在各自心理上都實現了自我突破。
兩岸之間第一次出現了這麼多的利益交匯點，說到底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努力和奮鬥的結果。儘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但兩岸關係發展只會越走越近，不可能越走越遠。
兩岸在事實上已經融合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可幸的是：兩岸之間沒有宗教衝突，沒有民族衝突，沒有文明衝突。經過20年來兩岸經貿文化等交流，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兩岸情勢絕不單是個打打殺殺的問題，無論台灣社會發展還是大陸社會發展，都是在為中華民族文明進步做貢獻；台灣的經濟建設成就和社會的文明進步，與大陸的經濟建設成就和社會的文明進步，都是中國經濟建設成就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共同組成部分。其實，大陸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果，面包含著台灣同胞和台商的辛勤勞動，它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努力和奮鬥的結果。台灣離不開大陸，大陸也離不開台灣，事實上今天兩岸已經融合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它標誌著在半個多世紀的煎熬中，兩岸中國人選擇了從對抗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人會用自己的智慧解決中國自己的事情，兩岸關係將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
軍事對峙已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嚴重障礙。在和平發展中，兩岸要朝著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的方向邁進，關鍵是要建立互信。在兩岸互信關係的建立中，政治互信是安全互信的基礎，而軍事互信則是安全互信的核心。目前，兩岸敵對關係，最直接、最經常地表現為兩岸軍事對峙狀態。持續長達60年的軍事對峙，已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嚴重障礙。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已成為兩岸關係突破瓶頸、邁上通途的首要前提。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不斷發展，思想文化交流的日益緊密，政治協商的逐步展開，兩岸軍事關係不僅完全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關鍵是看雙方有沒有政治層面上的相互信任。這不僅需要我們改變一些陳舊的思維，也需要我們拋棄一些過時的認識。最需要的是雙方都要表現出足夠的政治勇氣。有了勇氣，就有了無限的可能。沒有勇氣，只會錯失到手的機遇。對此，兩岸軍人共同負有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
台灣軍方應該成為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兩岸軍人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既需要兩岸各政黨的努力和推動，也需要兩岸人民的支持和促進，更需要兩岸軍隊的協力維護和共同捍衛。自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一直處於政治對立狀態，但同為炎黃子孫，貴為同胞兄弟，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事實上，兩岸軍人也一直在共同捍衛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共同反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的分裂。去年的這個時候，兩岸關係正處於高危期，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現在，兩岸關係正處於機遇期，同樣也處在一個不進則退的重大歷史關頭。在高危期，台灣軍人作為台海戰爭的最大受害者，理應站在反獨的前列；在機遇期，台灣軍人作為兩岸和平的最大受益者，更應做出軍人特殊的貢獻。“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為早日結束敵對狀態，儘快達成和平協定，兩岸軍人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極力避免再出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讓子孫後代在和平環境中攜手創造美好生活。
推動兩岸軍事互信，共同建立台海長久和平，為改善兩岸軍事關係多做實事。目前，兩岸軍隊迫切需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儘快結束敵對狀態、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改善兩岸軍事關係、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雙方應儘早從建立兩岸防務部門之間的信任開始，進行實質性的交流接觸，共同設計規劃《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未來發展路線圖》，開展務實合作，早日打開局面。我個人認為，這個路線圖的內容似可考慮包括設立軍事熱線、預先通報重大軍事演習、實現退役將領互訪、推動院校和智庫人員交流、共同舉辦軍事學術研討等；也可以包括協商兩岸軍事部署調整，逐步減少以至停止敵對性軍事活動；還可以包括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廣泛開展軍事合作，聯合舉行反恐演習，相互通報有關情報，合作開展海上救援，等等。這些措施，可以先易後難、先民間後官方，先個案後整體，循序漸進的程式，逐步予以推動。歸根到底，就是將兩岸軍方的交流、接觸，分階段、分領域、分層次地逐步推及到更高層面和更深層次，帶動兩岸其他關係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持續發展，為兩岸達成和平協議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奠定良好基礎。確切地說，雙方和平交流多一分，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就少一分；兩岸敵對狀態結束早一點，兩岸和平穩定的基礎就更牢固一些。
在此基礎上，兩岸可以從此免於戰爭。兩岸軍人不再相互為敵，兩岸軍人同屬中國軍人；兩岸軍隊建設同為中國軍事力量建設的整體部分；在中國國防建設中，兩岸軍隊是共同捍衛中國主權統一、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友軍！我們相信，只要兩岸軍方齊心努力，我們完全可以化和解為和約，化和約為和平。隨著和平的到來，兩岸關係必將出現大發展、大交流、大融合的新格局，兩岸人民包括兩岸軍人必將共用豐厚的和平紅利！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2月號，總第13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