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時候，你跟夏濟安先生的關係非常好？
劉紹銘：夏先生對我影響太大了，我這一輩子最感恩的老師是他。夏先生是一個極通人情世故的人，上課沒有什麼，重要是聊聊天。下了課，跟他去，他把我們學生當朋友一樣看待，吃飯、聊天。後來我在臺灣自費出版了一本我在香港時發表過的雜文和言情小說集，送了一本給夏先生，他看過後，找我到他宿舍去談話，告訴我說我的小說寫得不好，但雜文卻寫得頗有味道，邀約我替《文學雜誌》寫些隨筆。我花了兩個晚上寫成一篇，他給我動了些手術就刊登了出來。
夏先生影響我們太大了，沒有他，就沒有白先勇。
記者：當時你跟《現代文學》這班人聯繫多嗎？
劉紹銘：我比白先勇他們高一班。我是1956年去的，白先勇他們是1957年。夏先生是1960年就去美國了。
當時我跟白先勇、李歐梵、歐陽子他們已經很熟了。我們在台大外文系就以逃課出名，白先勇那一班也不是老師教出來的。同學聊聊天，談學問的時間，大多都在教室以外。
我比他們高一班，所以我是混不到他們小圈子裏去的。
記者：有不少早年在臺灣大學讀書的學生回憶，傅斯年當年把老北大自由的學術風氣帶到了台大。
劉紹銘：傅先生跟我們學校的很多老先生都是北大來的。當然，我去的時候傅先生已經死了。我個人感覺就是：不僅是老師好，而且不是規規矩矩的。班上寫稿的人特別多。
記者：葉嘉瑩夫婦到了臺灣不久就被國民黨關起來的。等你到了臺灣時，政治上的壓力還大嗎？
劉紹銘：我去的時候已經是1956年，沒有感覺到什麼，但是還是有些壓力。可是我聽說更早的時候，1949年，他們說很多流亡學生是“匪諜”，把他們綁到包袋丟到海裏去，這個我們沒有經驗。
●在美國30年，還是沒有歸根的感覺
1960年，劉紹銘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不久後赴美，1966年得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
劉紹銘回憶說：“想著想著，也暗暗佩服自己當年因眼前無路不惜‘孤注一擲’跑去美國的勇氣。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後就自食其力，後來以自修生名義考入台大就讀外文系；後來又‘赤條條’地冒險跑到美國念研究院，終於在印第安納（Ｉｎｄｉａｎａ）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我想著想著，自覺前半生不肯向命運低頭在逆境中打滾的經歷，記錄下來，或許會對童年經歷跟我相似的年輕人有鼓舞作用。”
記者：畢業後怎麼會想考到美國讀書？
劉紹銘：不登長城非好漢，那時候的臺灣，是“不去美國非好漢”。都是逼著你的，你不想去，也要去的，去了討飯也要去。整個臺灣思潮來說，是美國什麼都好，去美國才有出息，去不了美國就是沒出息了。女孩子嫁人，也要嫁給有希望去美國的。
在臺灣地區念大學的大學生，家裏稍有點辦法的，大多數在大三下學期就開始忙著申請外國研究院的入學工作了。我自己不是不想出國，只是當時窮得連手續費十元美金都付不起，還出什麼國？取助學金麼？一來我自己的成績並不優異，二來讀的是文科，當時理工科拿助學金已經不易了，何況文科。就我當時的條件來說，我是個對於前途毫無選擇資格的人，只有讓前途選擇我。後來我想起了“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話，好吧，就冒這個險：空著手去美國。
我是1961年去美國的，念博士學位，前後6年。
記者：去了美國之後，跟夏濟安先生交往多嗎？
劉紹銘：我上印第安納大學的理由，有一半的原因是感情用事，所謂感情用事，無非是夏濟安先生來美讀書時所選的學校也是這所，所以我還未到美國時，早已聽他說及有關這所學校的種種了。因此，我此刻挑印第安納大學的動機，可以說是心理上受了濟安先生的影響。
我在那邊做waiter，就是堂倌、服務生，有時候老師來了，不知道怎麼對他（笑），很好玩。很快他就死掉了，是1964年死的。
記者：後來跟夏志清先生認識也是因為夏濟安先生的關係？
劉紹銘：他是把我們一堆同學都接收過去了，真是很有福氣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