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東西是個人的事，但學校環境會給你很大影響
1966年，劉紹銘得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等大學，曾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中文系主任。
他翻譯有奧維爾《一九八四》、馬拉默德《夥計》等；與夏志清有深交，協助其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並擔任部分翻譯工作。近年來劉紹銘致力散文寫作，出版《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一爐煙火》、《煙雨平生》等。
記者：1966年“文革”爆發時，你瞭解大陸的情況嗎？
劉紹銘：我是1966年拿學位的。那時候我還在美國，半年沒有跟家裏通過一次電話，太貴了，打電話要跑到電話局去，先付錢。1967年我回香港，剛好是“文革”時期，左派搞暴動，把好幾個人澆汽油燒死了。凡是左派的高樓大廈，上面都寫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條一條的，好恐怖啊！街上搞遊行，很多人都把店鋪關起來。
記者：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有些海外學人受邀回祖國探親參觀後，說了許多現在看來不大站得住腳的話。
劉紹銘：楊振寧、韓素音回來講了很多假話，什麼原因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記者：在美國教書的學術氣氛，跟原來在臺灣大學感覺到的氣氛有什麼不一樣？
劉紹銘：台大的生活很自由。美國更自由，研究生都不用考試。學東西都是個人的，離開教師以外，沒有一個學校可以真正教你什麼東西，可是整個學校的環境給你很大影響，很多東西都是在讀書以外學的。
記者：楊憲益先生講起他在牛津大學，整天就是聊天泡圖書館。
劉紹銘：我是非常贊同的，我們在讀書時有時候就是晚上喝酒聊天。
記者：你在美國結了婚嗎？
劉紹銘：不，在臺灣結了婚，從美國回來，到了臺灣遇到親戚介紹，結婚後就回美國。
記者：在美國的時候，和余英時先生、許倬雲先生有沒有聯繫？
劉紹銘：我們在同一個基金會裏面做評審工作，一年一次，我看他們是長輩，其實是同輩，可是他們比我出道早。
記者：1994年，你為什麼選擇回香港？
劉紹銘：那一年有人告訴我，在嶺南大學有訪問學者，我在美國待久了，就想溜了。所以第一年，從1994年到1995年是訪問教授。
嶺南大學那時候剛好是改變了，沒有什麼人才，因為系裏沒有一個所謂資深教授，所以他們希望我留下來，做翻譯系主任。我那時候已經差不多60歲了，很難回到美國再去過十年了，所以我就留下來，一直到2004年退休。
記者：在香港教學環境，跟在美國教學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劉紹銘：在香港的學校裏，班上的同學基本上是不問問題的，老師上課由頭到尾都是老師在講。這一點跟在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能是童年的波折影響了我一生為人處事的作風。我拿了學位後在美國任教的幾年，做過不少傻事。因為自己生性勤奮，所以平生最恨遊手好閒的人，尤其是自己學生中的這類人。
有一次，我居然把一位在我班上讀書一直懶懶散散的美國少爺，召到我辦公室去申以大義。他也嚇了一跳，因為他說自己念不念書，連他父母都不關心。後來我檢討一下：自己也太孟浪了。這是“天府之國”，遊手好閒的人一樣不會挨餓。而且，創出蘋果電腦這種大企業的人，不正是個美國版的“拒絕聯考的小子”麼？
記者：你在文章裏不停地勸學生一定要學好英文。
劉紹銘：我們現在寫什麼，研究什麼，英文沒有一天離得開。
記者：你的散文寫得最多的是在香港？
劉紹銘：因為香港的環境跟美國不一樣，寫東西跟環境有關係。在美國，你為了學位、評審什麼東西，非要寫學報文章不可。學報文章寫出來要很多資料，而且要很多同行在學術會議上會探討。在香港，碼頭就小了，寫散文就不用做研究嘛。
劉紹銘小傳
劉紹銘：1934年生於香港，廣東惠陽人。1960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66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著有散文集《舊時香港》、《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一爐煙火》、《煙雨平生》、《吃馬鈴薯的日子》，小說《二殘遊記》，專論《曹禺論》，譯有奧維爾《一九八四》、馬拉默德《夥計》，英文編譯《含英咀華：中國古典文學英譯》（合編）等。（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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