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拿中國與日本作一番比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因為迄今為止對西方的經濟統治地位構成最大挑戰的就是日本了。索尼和鬆下等在國際上家喻戶曉的品牌的產品主要都是由日本創新、研發和投資的。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電子產品出口國，但其同類成就卻乏善可陳（除非你把iPhone算作中國的產品）。
日本成為經濟超級大國時，資本的全球化程度並不是很高。而今，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種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標準已經過時了——從根本上說是外國投資者和製造商的功勞。對金磚國家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中國目前仍指望美國能充當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原因所在，也是哪怕出現表明低息貸款的水龍頭將被關上的極小征兆也會讓巴西和印度感到坐立不安的原因所在。
本世紀頭十年的大宗商品繁榮和低息信貸引領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羅斯進入輕鬆發展期。在這些國家裡，最大受益者——即莫迪所說的“新中產階層”——不僅在國內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有所提升，在國際上也更加顯眼了。
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表明東方的非理性興旺期不可能長久的第一個信號。金磚國家此後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面臨的挑戰大大增加了。
中國並沒有因即將獲得超級大國的地位而欣喜若狂，該國在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上也比其他金磚成員國具備更多條件。
但就連中國目前也仍須實現從過去的投資拉動型增長到國內消費型增長的轉型。在這項艱巨任務完成前，中國為改變現狀所作的嘗試都不會取得成功。 |
